唐宋以降，建都北方的王朝，粮草严重倚赖经济发达的南方。船运便成了历朝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督办船务悉委以能臣干吏。
    唐朝著名财政家刘晏采用宽抚政策管理造船，对造船工匠待遇从优，高薪养廉。他造船只求质量、不计成本，别人告诉他工匠们有猫腻，他一笑置之，不予深究。但据跟踪调查，他造的船使用寿命达五、六十年以上，比普通船只服役期高出三倍。一只船的成本，再大也不会超出三只船的费用，不仅如此，使用坚固的船只运粮，也大大降低了损耗，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就是刘晏仁厚管理法的高明之处。
    不过，刘晏的方法虽妙，但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管用的，据北宋的东轩笔录记载，欧阳修的至交徐元，初任运判官，负责水运造船，发现造船用钉申报量有很大的虚假，但苦于没有证据，屡禁不止。一天，徐元亲临造船工地，下令拖出一艘新船，当众付之一炬，从灰烬中捡出钉子过秤。结果，每艘官船的用钉量只有申报量的十分之一。徐元当即惩戒船坊主，并重新核定每艘船的用钉量。从此工匠们再也不敢偷工减料。
    古人总结管理经验，有“三不欺”之说：“仁者，人不忍欺；智者，人不能欺；勇者人不敢欺。”
    刘晏和徐元，都是管理长才，他们的管理方法迥异，但都能造出好船来。刘晏造船，当得一个“仁”字，但“仁”字法需要管理者有大智慧、大谋略，非常人轻易能为之，这一方法只能作为高标垂范，决不能作为通则被复制；徐元烧船当得一个“智”字“智”字法，相对较容易，它需要管理者作风正派，业务精熟，头脑活络，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智”字经，对管理者来说，还是值得下功夫悟一悟的。
    “仁”、“智”相较，取其“智”从本质上讲，这不是“取法乎上”的做法，仅是通融取便而已。管理中运用“智”弊端在于灵活有余，刚性不足。表现在具体工作中，则为明哲保身“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待人接物，无原则性，尚和稀泥。管理者要想克服“智”的不足，我以为必须杂以“勇”智勇双全，差可拟之于“仁”
    日前翻检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其中载有名臣张咏的事迹：“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据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
    且不论这位自称“乖则违众，崖不利物”的张公怎样的独断专行、目无法纪，但就其承五代之乱的历史背景来看，不施重典，何以治众？难怪罗大经要啧啧赞曰：“乖崖此击，非为一钱之故，其意深长，其事伟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北宋仁宗时期，士大夫的议论甚至将张咏与赵普、寇准并列，认为是宋兴以来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
    张乖崖的成功，在于他深谙管理工作的“勇”字诀。解决屡查屡犯的常见顽症，就需要果敢坚决、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死在乖崖剑下的小吏，单就个体而言，固然有点冤，一钱之过，罪不当诛，但放到管理工作的全局来看，防微杜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那些吊儿郎当、以为小过错多犯犯，无伤大雅、甚至“其奈我何”的人，是需要下猛药、重药的。佛家有云：“不施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勇”字经真谛在此！
    “仁”能营造一个积极、和谐、富有活力的工作环境；“智”能排解工作中的疑难杂症，理清思路，使工作井然有序；“勇”能及时纠偏拾遗，使规范、措施落实到实处。
    对一个管理者来说，深刻地体会和运用仁、智、勇三字经，一定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