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天暮雪，乱石滩边，刘文济头顶毡帽，一身蓑衣，坐在江边垂钓，只不过，支出江面的鱼竿不只没有鱼钩，连鱼线都没有。显然，荆王钓的不是鱼，而是蛰伏者的寂寞。
    江面上寒雾缭绕，视线不甚清晰，但过往的行船，依稀可见，视野范围内，接续不断。
    荆王府内人多眼杂，也只有这等独钓寒江的环境下，方能带给刘文济一丝安定，才能稍稍放下戒备，松弛神经。
    南国的冬季同样很冷，江风肆虐，更加剧其寒，即便身侧摆着一方炭炉，祛寒效果也不佳。不过，对于这样并不舒服的环境，刘文济早已甘之如饴，也正是在这种自我磨砺与沉淀之中，他整个人从内到外趋于“至臻”。
    随从并不多，只五六人，零散地侍立于周遭警戒，都是最忠诚精悍的卫士，寒风难侵，水波不惊。
    通往垂钓之所的小径上，一道人影匆匆而来，引起了两名卫士的警惕，不过见到来人，又松开刀柄，恢复岗哨状态。
    刘文济耳听八方，来人的动静自然察觉到了，不过没有丝毫动弹，等萧恭奔至其侧，刘文济方才问道：“脚步匆匆，情绪外露，出了何事，让你如此失态？”
    闻问，萧恭深深了吸了一口这江边的凉气，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重重的吐出，沉稳有度如萧恭，此时也难掩饰激动之情，拱手长拜，声音甚至不自觉地发颤，绝不是冷的，因为内心的火热足以抹平冬月之寒。
    “禀大王，京中来信，陛下，驾崩了......”
    很难准确描述出初闻如此“噩耗”时大汉荆王是怎样一种心理活动，但是，从他遽然而起，脚滑摔倒，又迅速起身，两眼死死地盯着萧恭，这一些的反应，又似乎足以诠释其心情了。
    刘文济目光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萧恭再拜，道：“陛下于十九日，驾崩于上阳宫！”
    “回江陵！”撂下一句话，并不多作言语，刘文济转身即走，小径之上，健步如飞，一直到登上车驾之前，方才发现，手里依旧紧紧地握着鱼竿，骨节已然捏白。
    放下鱼竿，又发现鱼篓落下了，不需侍从帮忙，刘文济选择亲自折返去拿。等刘文济提溜着一个极其普通的鱼篓回来时，已然恢复了平日里的从容不迫，面上已不见丝毫波澜。
    对于荆王集团的众人来讲，他们并不知道多年的蛰伏、积累、等待，是否就是为了这么一天。但是，当天子驾崩的消息传来之后，核心圈子里的人物，都难掩其激动。
    就此事，刘文济势力自然进行了一番紧急商讨，当机立断，决定即刻起行，进京，夺位！
    紧跟着，萧太妃一纸书信飞马而来，上边只有一个字：稳！
    简洁有力的一个字，就像“定”字诀一般，彻底帮助刘文济把心定下来。只稍作斟酌，便更改计划，决定暂时不急于进京，毕竟，朝廷还未发丧。
    而于刘文济而言，也有稳着来的理由，从天子驾崩之后，他与大汉帝国命运的联系就陡然紧密起来。不为其他，就因为他是太宗皇帝之子，一个除了“血脉问题”，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说道的毛病的亲王。
    天子无后而崩，不论朝中当权者是谁，在决定继位者的问题上，都不可能绕开他！当然，在京的萧太妃，也能给刘文济一定的信心。
    又足足等了三日，天子驾崩的消息，才从官方渠道正常地传至江陵，并由江陵开始，继续向整个湖广，以及更难的两广乃至安南扩散。
    于是，江陵震动，湖北震动，中南震动！要知道，就在去年春，天子还巡幸湖广，那时虽然荒唐，但看起来还算正常，身强体健的，这不到两年的时，怎能发生如此惊天之变？
    世上聪明人何其多也！也就在荆王仪驾，自江陵出发北上，回京奔国丧之前，荆湖北道官场一个重量级人物，时任湖北布政副使的兖国公王增找上门来了。
    仅看爵位便知，这位是何出身了，王朴之孙，王侁之子。说起来，王氏家族，在最近的三十年发展得并不好，已经逐渐从大汉顶级权贵的行列中彻底退了出来。
    究其原因，还在于三十多年前的榆林之乱，作为早期平叛主帅的王侁，当时的处置有诸多欠妥之处，而结果也导致榆林局势糜烂。虽然榆林之乱的起因、肆虐、平定，在背后还有诸多更为复杂的因素，但王侁那口锅，背得也是没有一点毛病的。
    也正是从榆林罢帅开始，王氏家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然，也就是王朴面子大，在世祖心目中地位高，换作其他人，或许已经被打落凡尘了。
    王侁其人，心气很高，胸怀却不够宽广，性情也很骄横，但才干还是有些的。也正因有了榆林之乱的教训，反倒沉下心来，谋图复起。
    在儋州时，用了四年时间，将当地蛮乱彻底肃清，果断狠决，屠了上万人，让世祖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后来又调任安南，担任都指挥使，仍旧负责剿贼平乱，在其任上，将一大批表面归顺、暗怀异心的原土着部族给清理了，虽然一度掀起了较大动荡，但却实质性地推动当地汉化发展。名声虽不好，但是劳苦功高。
    然而，十余年的辛苦努力，只是为了拿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荣誉与地位，这样的经历，于王侁而言，也是颇为苦闷的。
    同时，在世祖驾崩之后不久，王侁也在多年的劳累，以及始终萦绕心头的苦闷之中，郁郁而亡，到死连帝国核心统治区域都没能重返，就更别提光大王氏门楣、先父荣耀了。
    到如今，又是二十来年过去了，王氏人才青黄不接，爵禄虽然继续传承着，但政治上却已然退化成一个普通勋贵家族了。这至少，与乾佑时期王朴在帝国、在世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而作为王氏嫡长，当代掌门人，王增多年以来，孜孜以求者，自然也是重筑家族荣光，把王氏重新带回帝国权力中心。当然了，理想是丰满的，但才具实在有限，熬了这么多年，也只是个湖北布政副使。于寻常官僚而言，这自是高官重职，但于兖国公而言，远远不够。
    在这大变之际，王增主动找上荆王刘文济，其目的，当然是来投诚的。正常的努力，实在艰难，就只能走捷径了，而在过去的两年中，王增是默默关注着刘文济的权贵之一，他觉得，在刘文济身上，可以赌一把。
    而对于王增的投诚，刘文济是意外多于欣喜，已经养成的谨慎性格的他，并没有接纳，而是交待他，当于此大变之际忠于职守、理政安民。
    王增对此，不免失望，然而，却并不灰心，至少，荆王殿下并没有拒绝不是吗？紧跟着，王增便开始默默联系起来了，尤其是京畿那边，既探知消息，也把握局势发展，做好随时支持荆王继位的准备。
    烂船还有三斤钉，何况是兖国公王氏家族，有些资源不使用，但不代表没有，而一旦发挥起来，总归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关键时候，未必就不能起到奇效。
    就连日益衰落的王氏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甚至冒险付诸于一定行动，可想而知，京畿之中，又是何等的波诡云谲、尔虞我诈。
    腊冬时节的洛阳，除冷了些，一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天子驾崩就仿佛对京畿士民没有什么影响一般，街市拥簇，交易频繁，喧闹依旧。
    当然了，一点影响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很多士民，都停下了年货的采买与准备，皇帝驾崩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年，注定没好过。
    与此同时，驻守京畿所有禁军部队，都收到了枢密院的军令，全军戒严，禁止出入，违令者斩。洛阳周遭诸关要隘守军，也是如此。
    在皇帝驾崩的情况下，就是枢密院实则也没有调动兵马的权力，但是一道戒严令，却还勉强在职权范畴之内。而所有的动作，只为保证一点，在新君继位之前，大汉军队，必须保持中立、保证稳定，这也是所有权贵们的共识，谁敢妄动，必遭围攻。
    当然，巡逻治安、京畿秩序，还是需要维持的，洛阳府及巡检司的差役、官兵们，也大举出动，严管出入。这也就导致，实际掌握着巡检司的老将常古真，一跃成为洛阳城内实权最重的少数人之一，无他，冲他手握的三万巡检司兵马，就得给他这个面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从底层一刀一剑打拼上来的老臣宿将，并且，其经历颇具传奇性。幼年惨变，青年复仇，中年从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够影响到帝国皇位的继承，参与到决定帝国未来的活动中......
    常古真是标标准准的“西征派”将领，在西北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刘旻对安西的“营所制”改革中，也成为营主之一，在安西体制下享受着真正封建贵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孙在安西经营）。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断的提拔，到达如今地位的。这，同时又反应出，自世祖以来，对寒门后进将帅提拔，以平衡传统勋贵将领的意图。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这个冬季，洛阳城中，包括在朝权贵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脸色行事，同时有更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几十年来都未感受过的“热情”。
    洛阳的局势，也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诡谲乃至荒诞的氛围中。最荒诞的地方或许就在于，皇帝驾崩了，除了宫廷、朝堂、官府挂起白幡，披上丧服，从里到外，自上而下，没有一点国丧的样子......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无后，生前有没有明确制定一个继承人，哪怕备胎都么有。这样的情况下，大汉的权贵们，心思当然都集中在，谁能承继大统，这个关乎帝国前途、万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来。
    帝位的争夺，从来都是激烈而残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散乱局面，就更加剧其冲突与混乱，甚至让人诸多权贵无所适从。
    不过，短暂的混乱之后，大伙便迅速适应了。人心固然难测，局面或许混乱，但利益却是永恒的，不论公利还是私利。而基于利益而展开的帝位之争，梓宫运回紫微城后就已经展开了。
    当其时，最先表态提议的，乃是宰臣寇准，他总是那般坚决而果敢，引人注意，干脆而坚定而表示，大行皇帝无后，当迎荆王刘文济为帝。
    不得不说，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寇准与刘文济之间几乎没有超过同僚的关系，甚至没什么来往。当然，这也是刘文济刻意韬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讨好交结。
    然而，当山崩之时，寇准却毫无犹豫、指名道姓地选择支持刘文济。其所持立场，也很简单，就坚决地秉持一个立场，太宗之后。而谈及太宗之后，数来数去，在寇准眼中，就只有刘文济了。
    寇准代表的，实则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后”这个前提几乎是共识，只是，具体地来看，就有诸多讲究了。
    太宗之后，可不只荆王刘文济一人。
    寇准之后，有徐士廉、向敏中等宰辅大臣陆续附议，但也只表明当立太宗之后的意思。
    然后反对的声音开始冒头了，竟然来自慕容氏外戚，他们反对的，当然是刘文济继位。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来，只有兄终弟及，没有弟终兄及的；其二，荆王久病，难承其重；其三，有契丹血脉。
    这三点，第一条当然站不住脚，莫说弟终兄及，就是侄终叔及的，都有。
    第二点，倒是其短，但疾病，也大不过法统，只要荆王还有口气，他就是有资格继位。
    真正具备杀伤力的，自然是第三条，这一点，足以引发许多权贵潜藏心底的反感与排斥。
    提了刘文济，那作为太宗长子的安南王刘文涣，被摆上台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比起刘文济，刘文涣的法理性，则更强了，同时，血脉上还是根正苗红的。
    但同样，提议刘文涣后，反对声来得比刘文济还要迅猛，理由嘛，已经就国什么的基本没有提的必要，七寸就在于“常妃通奸、血脉存疑”这一点。
    此事，虽然早已成为宫廷秘闻，但上层权贵们实则心知肚明，过去不提，只是为尊者讳，但涉及到大汉帝国江山的纯粹与皇室的血脉正统，那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了。
    当然了，这仍是有解决办法的，至少刘文涣后来有生了几个儿子，剥夺常妃所出二子的继承权即可。
    这是个办法，但反对者可不会考虑其合理性，而涉及大位之之争，也从来不是讲理的事情，最终拼的，还是实力，或者还需要几分运气。
    而帝位之争，随着刘文涣、刘文济两兄弟相继抵京，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