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发生第二次占领安田讲堂事件之后，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没有哪家学校给林田海发演讲或者公开课的邀请了，大家都有点被他搞怕了，担心他再来个反杜林论煽动学生串联起来搞活动。
    确定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演讲的邀约一下子又多了起来，并且以东海岸的几家名校最为热切，为表诚意甚至专门派人到纽约来请他。林田海本来是不怎么愿意参加这类活动的，但被几个妖女折磨得不行，一天天头晕眼花耳鸣严重，为了逃避这种生活还是答应了下来，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全米演讲之旅。
    林田海很理解学界对经济学家的鄙视从何而来，诺贝尔的遗嘱里写得清清楚楚，是要把钱发给对人类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可做经济理论研究的人里似乎就没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即便有点名气也说不上来对人类社会有什么贡献，妥妥的屠龙之术。相比之下经营、管理等分支好像还更有用处些。
    “我跟比利盖茨，瓦伦·巴菲特一样，虽然一有空闲就坐游艇或者私人飞机出去散心，平时还住着好几千英尺的豪宅，但我已然是个大慈善家。”林田海站在耶鲁大学的康涅狄格大厅里，对着一众学生侃侃而谈，丝毫没有在意这其实就是他不是岳父的未来岳父拉瑞·哈里森受辱的地方。
    这句话把虚伪的米国富豪得罪了个遍，却让下面的学生忍不住鼓掌叫好，几个坐在前排的还吹起了口哨，弄得现场不像哲学院的主楼，倒像是周末脱口秀的现场。哪怕在人均菁英家庭出身的耶鲁，仇富已然是年轻人主流想法中的主流，只不过年轻人没有胆子像林田海这样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到底为减少世界性贫困做了什么贡献，居然被芮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了经济学奖，那么我们就先从比较贴近生活的话题开始。”林田海不像其他演讲者那样站在讲台前一动不动，而是拄着手杖走来走去，“请问有多少人家里有农场的，爷爷奶奶拥有农场的也算。”
    耶鲁的讲堂是圆形的，跟国会议事堂有点像，很多学生需要林田海仰视才能看到脸，此时居然竖起一大片胳膊，看样子有钱人也不全都对纽约的房产情有独钟，在中部北部买农场的不在少数。
    “那位男同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家农场的牛生了小牛，你知道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吗？”林田海指了一下左前方，工作人员立马把话筒递给了该方向举着胳膊的一个身材矮小的男生。
    这个男生看上去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一点都看不出是农场主家的儿子，不过一开口就能听出一股浓浓的红河口音，通常只有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一带的人会这样说话，“如果家里的牛生下小牛，都是通过掮客卖到其他农场去。”
    “牛跟人不一样，想要怀孕想当不容易，农场主们都是高价买来冷冻茎液给母牛人工授精，即便如此也成功率也不很高，可这样辛苦弄出来的小牛犊为什么不自己留下，而要卖给其他的农场呢？”林田海紧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
    “因为农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总是满负载运营的，如果把小牛犊留下来自己养，就会导致牧场荒芜，很快就没有牧草可用。”米国的土地是大，但再大也不是无限制的，每个农场都由自己的极限。
    “说得不错，如果牧场里饲养的牛太多，牧草就会因为生长的速度跟不上被吃掉的速度而消失。人类的社会同理，明明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科室收入位于中下层的人民已然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就是因为牛太多了。”林田海点了点头，颇为感慨地开启了今天的课题，“这是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农民都能明白的事情，但要在经济学层面上证明它，却着实费了我们一番功夫。”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里，大鱼吃小鱼，强者吞弱者，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这个体系没有“反垄断法”等等规则的束缚早已经崩溃了。就这样还有一堆人叫嚣着这是普世价值观，是真理和正义，就像是一个不吃药就要死的人，硬说自己没病一样可笑。林田海花了两节大课的时间向学生们灌输了他的理念：想要长久的繁荣，就必须保证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学生们听讲的时候很给面子，不存在耶鲁的学生看不起亚裔这种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桥段，也许不少人心理确实有这样的念头，但他们肯定不会公开表现出来。东海岸地价最贵的社区里亚裔的入住率在百分之十七左右，而亚裔占东部地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都不到，由此可见硬扯人种优劣性的话，亚裔要远比其他族裔强，因为成材的概率高太多了。
    “林教授，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说的牛具体是指的哪些人呢？”林田海是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的客座教授，虽然这个头衔的含金量比沙金还低，但被人叫一声教授也不算过分。
    问答环节经常会有一些学生带着恶意问台上的人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就有着很强的引战意味，如果林田海指名道姓地点出哪些人是他所说的“牛”，恐怕第二天就要被群起而攻之。不过林田海老开车了，不可能在这种大路上翻车，“我以牛为例只是方便大家理解罢了，硬要划定一个范畴的话，吃草的就是我所说的牛。”
    以下层收入水平的人民为食者，就是农场里的牛，养多了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杀掉就好了，这样保证了可持续的发展，还能吃到美味的牛肉，可谓一举数得。林田海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在“应对全球性贫困”这一课题中碾压阿比吉特·班纳吉与爱思特·狄福罗夫妇俩，成为第一受奖者，就是因为他给“农场主”们提供了杀牛宰羊的利刃：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