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应当如何评价金朝的汉化程度，中外学者历来各执一词。本文认为金朝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民族汉化王朝。与农耕民族生活方式的接近，女真人的大量移民汉地，政治制度上采取的汉制一元化，以及汉地本位的确立，是决定女真汉化的主要因素。

    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蒙元初期，人们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本文对此的理解是：其一，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其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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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北方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问题，历来受到来自东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时至今日，中外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主要的分歧在于，应当怎样估价那些曾经入主汉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的汉化程度？

    在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看来，除去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等特例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如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等等，都始终没有被汉文明所同化，从而保持了“征服王朝”的特色，这些民族被称作“骑马民族”。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主宰了欧美各国的东方学界和日本、韩国的东洋史学界，于是当陶晋生教授在《十二世纪的女真人：汉化研究》一书[1]中得出女真人全盘汉化的结论时，就招致了西方学者的普遍批评。

    与上述观点形成尖锐对立的是中国学者的立场。对于“征服王朝”、“骑马民族”之类的说法，中国学者历来是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根本没有商榷的馀地。我们的主流观点是，历史上入主汉地的任何北族王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先进的汉族文明所“同化”，──换一个比较策略的说法，就是“融合”。就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恐怕就连“涵化”（acculturation）这样的概念也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一方是强调文化冲突，不能接受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的事实；另一方是强调文化融合，不能容忍北方民族抵制汉族文明的说法。观点的分歧源于各自立场的不同，显然这已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如果我们抛弃任何成见，回到学术上来考虑这一问题，可能就不会有如此相左的结论。事实上，北方民族的汉化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历史趋势，但是否所有的北族王朝都被汉族文明同化了呢？却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本文讨论的女真汉化，只涉及这个命题的前一半答案。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提供了北方民族汉化王朝的典型模式。通过对女真汉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北方民族被汉族文明彻底征服的过程，以及它给这个王朝的命运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一、决定女真汉化的主要因素

    在辽、金、元、清四个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属于典型的汉化王朝，尽管西方学者至今仍不肯承认这一点。女真人的汉化程度，用“全盘汉化”四个字来概括是并不过分的。那么，同样都是北方民族，为何有的对汉族文明全盘接受，有的却持一种抵制的态度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解释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女真人的全盘汉化？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对汉文化是采取积极接受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大抵上即取决于此。

    从生活方式来考虑，我们很容易理解女真人的汉化选择。[2]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建国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地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3]这是作为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国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至献祖绥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4]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十一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5]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6]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8]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9]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如1958年在黑龙江肇东县清理的一座金代城址，出土铁器700多件，其中就有各式农具50馀件。[10]有人统计，黑龙江省境内历年来出土的金代铁器多达数万件，其中以农具最为普遍。[11]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直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农业还处在原始的、粗放型的阶段，对农业经济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宜估计过高。《金史》在记载金太祖称帝建国的仪式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12]“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13]不少论著都以这条史料为据，谓金朝建国之初即以农业为本。我觉得这个结论未免有些造次。《金史》里的这条史料源于《大金集礼》，[14]而《大金集礼》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由礼部尚书张暐等人编修的一部官书，据它记载，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时有一套相当复杂的仪式。我对此深表怀疑。《金史》以及它所依据的金朝官方文献如实录、《大金集礼》等等，其中关于金朝开国史的记载存在很多疑点，我已有专文加以指摘。[15]《大金集礼》里的这段记载，可能就有许多藻饰的成份。在金朝建国前后，渔猎经济在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仍zhan有很大比重，“毋忘稼穑之艰难”之类的理念，只有当后来女真人彻底汉化之后，才会从他们嘴里说出来。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姚从吾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我们常有一种感觉，女真这个北方民族竟没有一种自成套数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钵文化那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16]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碍。这就是女真人全盘汉化的基本背景。

    （二）移民汉地

    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

    生女真的传统居住区域是所谓的“金源内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后来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辽朝的领地内迁徙，不过当时尚未进入长城以南的汉地。太宗时灭掉北宋后，原本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17]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统初，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18]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19]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20]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三）体制一元化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摹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zhan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21]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22]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23]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24]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25]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幹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26]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27]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28]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29]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30]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31]

    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以外，女真旧制大都已被废弃，故宋人谓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32]这是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重要一步。

    （四）确立汉地本位

    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33]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地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卷二二《东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献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这两条文字均抄自《金人南迁录》，而《南迁录》是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伪书，因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据金朝方面的文献记载来看，大概在熙宗改制以后，开始出现政治重心南移的倾向。从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驻跸燕京长达八九个月，当时汉制改革的一些举措就是在此期间制定实施的。皇统二年与南宋订立和议后，金朝已zhan有大半个中国，在此情况下仍定都于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确实有诸多的不便。故熙宗时期不得不为此采取某些权宜措施，如官员铨选的地点，《金史》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34]由此看来，迁都中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海陵王称帝后不久，即于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废罢行台尚书省，这表明他已决意迁都中原。次年四月，“诏迁都燕京”，[35]同时派人扩建燕京旧城，营建宫室。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朝正式移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海陵王的迁都大概遭到了部分女真旧贵族的抵制，比如在迁都燕京之后，徒单太后就仍然留居于上京会宁府，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36]为了彻底铲除保守势力的根据地，海陵王采取了非常决绝的措施：“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37]如此坚决的态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可以相比。

    迁都燕京不过数年，海陵王又有了进一步南迁开封的打算。这一计划与侵宋的战争准备有关。据《金史·海陵纪》，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海陵王对宋使宣称他将前往河南巡幸，并说不会在南京开封久留；是年四月，“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虽然海陵王否认他将迁都开封，但这可能只是为了不引起宋人的警觉罢了；我想，海陵王的本意大概是准备在统一全国后正式定都于开封。据说海陵王曾对吏部尚书李通说过这样的话：“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38]另外从宋朝方面的文献来看，当时南宋朝野舆论普遍认为金朝将迁都开封。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校书郎王十朋上高宗劄子说：“窃闻道路汹汹，咸谓虏情叵测，有南下牧马、巢穴汴都、窥伺江淮之意。”[39]同年四月辛未，南宋“遣周麟之使金贺迁都”，[40]这说明宋人确实是将海陵王的“南巡”理解为金朝国都的南迁。

    及至海陵王对宋开战，世宗称帝于东京辽阳之后，围绕着国都的选择问题，又发生过一场争议。时“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41]这说明当时有相当多的女真贵族并不赞成海陵王的汉地本位政策，主张还都于上京。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进据中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

    女真人的彻底汉化，主要就取决于上述诸项因素。如果做一纵向的鸟瞰，可以说金朝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两朝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如上所述，猛安谋克的大规模南迁主要是熙宗朝的事情，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也完成于熙宗时期，海陵王完颜亮则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所以后来清朝统治者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把责任算到熙宗和海陵两人的头上，指责他们“循汉人之俗”、“效汉人之陋习”、“尽失其淳朴素风”。[42]客观地说，清人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冤枉他们。

    二、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

    对于金朝的汉化程度，前人多有评说。元代史家如是说：“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43]清人赵翼亦谓“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44]人们一般认为，若论汉化之彻底，大概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和北魏相比，但宋人真德秀却说：“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元初郝经称此说“为不刊之论”，谓金朝“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45]如此高度的评价，说明金朝的汉化程度的确给宋元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金朝建国之初，女真人十分质野，一般都不通汉语、不识汉文，故多以契丹人或汉人为通事，《松漠记闻》卷上谓“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说的就是金初的情形。然而曾几何时，女真人已非复吴下阿蒙。大定间，参知政事梁肃上疏“论生财舒用八事”，其一曰“罢随司通事”。[46]说明当时女真人已经普遍会汉语。当然，接受汉文化最快、汉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层社会。

    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熙宗就是一个典型的汉化女真人，关于他对汉文化的态度，《大金国志》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47]从这段记载来看，熙宗的汉化背景可以用汉族儒士的影响来解释，《大金国志》说他自幼“喜文辞，……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48]这种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文化选择。《金史·熙宗纪》记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将帅奏捷，群臣纷纷赋诗称贺，熙宗看后说道：“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这就是他的文化主张。熙宗（1119—1149年）可算是金朝第一代汉化女真人，他在位时期进行的汉制改革，显然与他本人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大有关系的。

    海陵王完颜亮与熙宗的汉化程度相若，史称他自幼“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49]当时人对他的汉文化修养津津乐道，宋金人笔记中就常常称引他的诗词。[50]海陵王的文化取向充分表现在他的政治举措之中，在他在位期间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他之所以发动侵宋战争，则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海陵王曾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51]这分明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

    比起熙宗和海陵王来，金朝中期女真统治者的汉化程度显得更加深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显宗和章宗。显宗允恭是世宗太子，章宗、宣宗之父，未及嗣位而早卒，章宗即位后上庙号为显宗。据《金史》说，允恭是一位醉心于儒学的女真少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后，“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义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正”。[52]生当金末的刘祁对允恭备极称赞，说他“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53]又说他“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存者”。[54]元人王逢题允恭《百骏图》云：“金家武元靖燕徼，尝诮徽宗癖花鸟。允恭不作大训方，画马却慕江都王。”[55]这首诗对允恭过份沉溺于汉文化不无讥讽。与熙宗和海陵王那些第一代汉化女真人所不同的是，允恭这一代人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世宗曾有一次告诫允恭和诸皇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56]太子太保完颜爽也对允恭说过这样的话：“殿下颇未熟本朝语，何不屏去左右汉人，皆用女直人？”[57]可见允恭对于本民族语言已经很生疏了，不过他倒是曾经让他的儿子们学习过女真语和女真字。大定十九年（1179年），允恭选派完颜匡教诸皇孙，时“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58]金世宗一向反对女真人全盘汉化，矢志弘扬民族传统，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允恭之所以要让宣宗、章宗学习女真文化，主要就是因为世宗的缘故。世宗曾对臣下说过：“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59]知子莫如父，世宗这句话道出了允恭对汉文化和女真文化的真实态度。

    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章宗，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其汉学根柢之深厚，更要胜出他父亲一筹。金人对他的评价是：“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60]又云：“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61]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认为，若论中国式的教养，章宗在金朝历代皇帝中堪称首屈一指，甚至与汉天子相比也毫不逊色。[62]这种评价并不夸张。元人有一种说法，谓“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63]可见章宗是何等样人！章宗偏好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专学徽宗，笔迹酷似，以致后人难分彼此。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古摹本，图卷左端书有《女史箴》一则，明清以来诸画谱均认定为徽宗手书，后来经过外山军治氏仔细辨识，才确认它出自章宗之手（文中“恭”字缺笔，外山氏认为系避章宗父允恭之讳）。[*]这使我们想起了宋人的一则传说：“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劄，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65]但据《金史·章宗纪》和《后妃传》的记载，我们知道章宗的母亲是女真徒单氏，可见宋人的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不过从上面谈到的情况来看，宋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传说，该不是无缘无故的吧。

    女真帝王的汉化程度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整个女真上层社会的情况而言，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汉文化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从某些女真人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到对儒学的崇尚，如宗室完颜宗浩字师孟，[66]“孟”者孟子也；又如世宗朝的名相纥石烈良弼，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名字，据《金史》本传，纥石烈良弼在海陵朝曾“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而《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十二月庚辰条载：“金主使宣奉大夫尚书右丞蔡松年假户部尚书，与广威将军秘书少监兼行右拾遗赫舍哩师颜来贺来年正旦。”这里说的“赫舍哩师颜”就是纥石烈良弼（清人辑本将“纥石烈”改译为“赫舍哩”），“颜”者颜回也。

    关于女真贵族热衷乃至沉湎于汉文化的情形，在金朝中后期文献中多有记载。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67]这是说的宣宗以后的情况，此时女真人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刘祁指出的这种现象想必是很普遍的。我们不妨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

    完颜弼，盖州猛安人，护卫出身，宣宗朝累官知东平府事。“弼生平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壶以为常”。[68]

    完颜陈和尚，金末名将。“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后在军中，从经历官王渥“受《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69]

    虎邃，女真纳邻猛安。“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甚有唐人风致”。[70]

    乌林荅爽，女真世袭谋克。刘祁称其“风神潇洒，美少年。性聪颖，作奇语。喜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抄写讽诵终夕。……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71]

    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莫过于完颜璹。完颜璹是世宗之孙，越王允功之子。史称其潜心学问，“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72]据说其“家所藏法书名画，几与中祕等”。[73]元好问对他极为推崇，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74]据元好问说，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75]与蔡珪、萧贡并称为金源一代《通鉴》名家。[76]

    关于一般女真民众的汉化情况，儘管金朝文献里缺乏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某些迹象中明白无误地看出整个女真社会的汉化倾向。对于普通女真百姓来说，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儒家文化的直接影响，“汉化”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这样一些比较浅近的层面。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世宗、章宗时期曾屡次下诏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77]说明此时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已经比较常见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78]此次禁令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云：“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这大概就是大定二十七年的禁令内容。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79]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80]儘管如此，却根本无法阻止这种社会风尚的蔓延。至金朝后期，几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应的汉姓，据陈述先生统计，金代女真人译改的汉姓共计59个。[81]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对黄河以北的汉人（包括南人在内）始终坚持薙发左衽的政策，即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女真人却纷纷改着汉人服饰，虽屡禁而不止，可见女真社会的汉化委实是大势之所趋。

    估价金朝的汉化程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女真统治者汲汲于“德运”的正统观念。五德终始是中原王朝国家的传统政治学说，女真统治者大概是从金朝中期开始接受这种观念的，《金史·世宗纪》有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举行腊祭的记载，而丑日腊祭是金德之征。[82]又大定十五年（1175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83]说明世宗时已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后来章宗朝和宣宗朝两度讨论德运问题，最终改金德为土德，这是金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德运，是因为自海陵王确定汉地本位政策之后，女真人即已自视为中原王朝，并进而全盘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不仅如此，从金朝后期重议德运的结果中，我们还可以体察到某种很微妙的心态。当时朝廷百官对于德运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承唐土德为金德，二是承辽水德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为土德。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章宗谕旨来看，他对这几种意见似乎没有什么偏向，然而据元好问说，吕子羽“在史馆论正统，……谓国家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旨，谪西京运幕”。[84]实际上，章宗的真实态度是主张继承北宋的火德，最后确定金朝德运为土德，就正是遵从了他的意见。揣度章宗的本意，无非是认为正统在宋而不在辽，只是他不便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由此说明了一个问题：章宗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一边来考虑问题的，他的立场是内华外夷。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清高宗乾隆的态度，乾隆题《大金德运图说》曰：“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85]同样也是一个北族王朝，却偏不承认辽金为正统，其出发点和金章宗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清朝的国情与金朝不同，乾隆毋须有金人的那些顾虑，因而可以坦率地表明他的意见。

    从生活习俗到价值观念，女真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着一场文化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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