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氐族起源

    作为在五胡乱华时期先后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成汉四个国家的民族，作为唯一一个在这一时期统一过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氐族，我们不能将它的来龙去脉一概而过。虽然英雄是可以不问出处的，虽然它和鲜卑一样，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在那段历史中它所占据的地位，以及那些因它而起的故事和传说，在时间的河流中所掀起的涟漪，同样波澜壮阔，动地惊天。

    氐族，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由地名而转为族名，自称“盍?（hé）稚”，“氐”为它族对其之称。由于氐、羌相邻，先秦人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 “氐”。 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的注中提到：“氐羌，氐地羌，与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渭之氐矣。”魏晋以降，逐渐成为氐人自称。

    关于氐族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氐、羌同源而异流。

    执此观点者认为，在古典资料中，羌先见于记载，有羌无氐或羌氐共用，如《尚书牧誓》中提及武王伐纣事，周率“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人”伐商，有羌无氐。又如《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羌氐共用。资料显示，在西周之前，未曾有氐人单独存在的记录。

    于是，有观点认为，氐族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于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所致。

    氐族，是被汉化了的羌人。

    另一种说法认为，氐、羌虽自古关系紧密，但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在古代，羌、氐同属西戎，境地相邻，且多错居杂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来看，两者区别很大，氐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氐族的形成和“三苗”有关。作为在我国古代传说中出现的部落集团，三苗与华夏族先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最早分布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后来华夏族向南扩张，三苗被迫向西、向南迁徙，让出自己的领地。其中，有一支沿汉水向西北迁徙，即《舜典》提及的“窜三亩于三危”，迁徙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地区。后来，这些地区就成为氐族的发源地，因此认为，三苗西迁是氐族形成的渊源之一。

    那么，氐族究竟从何而来呢？

    我们综上所述，概括如下：氐族的形成和中国古代的西戎、三苗密切相关，又因为和羌族相邻，杂居共处，也融合吸收了羌族的成分，同时深受汉民族的影响，最终形成了本篇所要讲述的民族——氐族。

    其实，以上的任何一种说法，你都可以完全取信，并不丝毫有损它的威名。正如《两晋演义》开篇所言：华人非特别名贵，夷人非特别鄙贱。所尊贵的，我们所要敬仰的，是他们身上拥有的文明。

    在春秋至秦汉时期，氐人的活动范围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地区，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阴平等郡，并置十三氐道，制始于秦。五胡乱华时期先后建立政权的略阳蒲（苻）氏（前秦）、吕氏（后凉），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徙而来。

    由于战乱的原因，氐人在汉武帝时期（开拓西南境）和三国时期（曹操、刘备相争）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迁徙，使其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至魏晋时期，氐人除分布在武都、阴平两郡外，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也形成了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主要有两个：一是以京兆（长安）、扶风、始平三郡为中心；一是以陇右的天水、南安、广魏（晋时改称略阳）三郡为中心。

    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更加频繁，氐人的迁徙也更加频繁，分布区域也日益扩大。在氐族最为强大的前秦时期，氐人分布在司、冀、并、豫、雍等州，人口近百万。

    若不是后来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战败，前秦帝国土崩瓦解，氐人的足迹，将会遍布长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人口或许会如今天的汉民族一样众多。

    在经济生活方面，氐族以定居农业为主。乡居悉以板盖屋，在风格上与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农业经济发达，《魏略》有云：氐“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氐人利用麻缕所织成的异色相间的“殊缕布”，畅销内地。

    在社会组织方面，氐人各部“自有君长”，众多分支“各有称号”，西汉初年，部落中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王”、“ 侯”已经形成。《魏略·西戎传》中提及：“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 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即氐人虽然大量移入关中或留居原地，受郡县统辖，接受中央政府册封，但是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本部落豪帅或小帅的支配。

    氐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等杂居共处，交往日久，所以又兼通汉语。《魏略·西戎传》云：“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通典》作：“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在和汉人接触交往时，氐人就说汉语，回到自己家中，氐人就说自己的氐语。这一点，很是和今天的维吾尔族人民相似，大多能够像掌握母语一样掌握汉语。

    氐人服饰尚青、绛及白色，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丝绸穿不起），民族特色鲜明。《魏略·西戎传》云：“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南史·武兴国传》亦提及氐人服饰特点，“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与羌人“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 被（披）发覆面”不同，仿佛处于两个不同社会阶段的族群。

    不过，氐人早期婚嫁风俗与羌族相似。《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氐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其后母，兄亡则纳其嫂。”《魏略·西戎传》亦云：“其嫁娶有似于羌。”不过，至公元五、六世纪，由于与汉族杂居，氐人的婚俗、文化深受影响，变化颇大，“婚姻备六礼，知书疏”，那时与羌族的习俗已经相去甚远了。

    众多的民族特色并没有为氐族人民带来富足幸福的生活，就像博大深厚的中华文明依旧让华夏儿女多灾多难一样，氐族人民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即使是晋国一统时期，即使有泰康临世，其生活依旧可以用凄惨来形容。

    那时，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支配下，一方面对氐族上层统治者封官赐爵，羁糜拉拢；一方面对氐族下层百姓实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

    晋初规定：“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户绢三匹，绵三斤。”较曹魏时的田租多了一倍。并规定“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近夷“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而且，地方官员大多任非其才，或贪婪，或残暴，对辖区各少数民族妄加诛戮，随意剥削，更加深了内迁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内迁诸族往往沦为依附农民或相当于依附农民的世兵，甚至被大批掠卖为奴婢。比如那个石勒，其境遇足以让我们管中窥豹。从奴隶到主人的机遇是鲜有的，但沦为奴隶的境遇却是普遍的。

    值得庆幸的是，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民族的人们，在像狗一样地活着都成为奢望的时候，他们并不愿意在沉默中等待死亡，而是能够奋起反抗，用鲜血和生命，在绝境中拼得一条活路出来。

    氐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抗中，以秦、雍地区齐万年起义影响最为巨大。

    齐万年起义历时仅两年即被西晋王朝残酷镇压，不过，他们的反抗杀死了名将周处，就是那个除“三害”（山中猛虎，水中蛟龙，还有周处）的周处，给晋王朝以沉重打击。并且，由于战乱的原因，间接地将李特兄弟和羌、氐、汉十余万流民赶往蜀中，拉开了川蜀地区流民起义的序幕。

    至于开创前秦帝国的蒲氏家族，并没有随着流民南下蜀中，而是带领着他们的族人坚持留在略阳，并幸免于战乱，扛过了饥荒，得以书写另一段氐族人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