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盈？”有人在旁边轻唤她的名字。是汪屹。他有分寸地站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推着那只熟悉的银灰色旅行箱。他的围巾散开垂在胸前，身后的背包拉链上还挂着从布拉格买的鼹鼠造型木偶。那是他们一起在经作者授权的“好兵帅克”主题餐厅旁的小摊上买的，一位头发蓬乱的老人在脚边床单上摆着这些小玩意，无望地看着来往的行人。汪屹当即决定买下两个，还不等老人找钱就拉着陈盈逃进旁边的巷口。

    “你怎么在这里？”她问。

    “我想你可能还没走。”他看着她，像她离开柏林前那样，只是没有嘴角的笑意。

    她为他腾出旁边的座位，把包用双脚垫起来。她暂时忘记了火车晚点的事，只顾看他把背包放在箱子上。

    “车晚点了。”他看了看周围人说。

    他摘下手套递给她，被她拒绝了。她使劲向自己手上哈气。车站的暖气在这样的气温下几乎不起作用，毛线手套似乎被冻透了。

    “别这样固执，会把身体冻坏的。”他摘下围巾将她的头发连同脖子一起包起来，将围巾的流苏松松地放在她肩膀上。然后他看着她，会心地笑了。

    他知道她看着自己，又故意不去看她，随手拿出《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她想。在来时的飞机上她看过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喜欢的句子：

    “‘我是绝望者，是没有回声的话语。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个也拥有过一切的人。’”

    他用手肘撑在膝盖上继续看这本书，他看得很认真，那么薄的书，几分钟过去了，仅翻过去一页。

    陈盈着急起来。她连上车站的无线网，开始写邮件。这时她还不清楚从瑞典到丹麦的路上正吹起几年来最大的暴风雪，所有铁路都停运了。

    “女士们，先生们，有件消息要宣布。”广播里传出英语，车站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刚才有些骚动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单词。风暴的情况没有好转，雪也越下越大，铁路公司不得已和附近宾馆联系，能为任何一个没有准备的旅客提供当晚休息的地方。列车公司一再为未能提前预料到如此恶劣的天气情况向所有人致歉。

    “打算怎么办？去登记旅馆？”汪屹问。

    陈盈知道意气用事是不行的，无论如何都必须先解决眼前的过夜问题。她和其他乘客一起加入排队的行列，登记去每个旅馆的人数，并等待发放房间钥匙。她想不起奥斯陆哪个旅馆里能同时安排这么多客人。

    “你们俩出了车站大门向右拐。走大概一百米就能看到这家旅馆。”一个列车员把名片塞进陈盈手里，“到了那里就说你们是从火车站来的，他们就明白了。”

    她一走出车站，几乎被迎面吹来的风掀倒在地。她摇摇晃晃地努力保持站姿，费劲地向前走，纷飞的雪花让她看不清前面的路。她还不记得什么时候在陆地上行走也如此困难，每次在水里，她都能轻松自如的，即便被潮汐环绕。汪屹跟在身后。如果不是路灯投射过来的影子，她差点忘记他们同路。等到达旅馆前厅，他们全身都被雪花覆盖，看不出衣着本来的样子。

    “是这样的。”她将名片递给前台，“我们在火车站遇到点麻烦……”

    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英语不是很好。她说了几遍才让他明白来意。他咨询了一下旁边的主管，把他们领进一楼拐角处的一间客房。等他演示完毕将房卡交给她时，陈盈才注意到他胸前别着“实习”的名牌。

    “真是对不起，我们现在只剩下这一间空房。”他有些不安地说，“你们能将就一下么？”

    “谢谢。”她将零钱塞进他制服兜里。

    这是一间标准双人房，大概由于建筑年代久远，房间显得很局促。她选中靠门的那张床，把东西洒在床单上。汪屹无声地走到窗边，坐在另一张床上开始找牙刷。他等着陈盈洗漱完毕才进去，关上卫生间的门哗哗哗地洗澡。陈盈打开窗帘向外看，街上没有一个人，窗外草地上的雪不断堆砌起来。

    “还在下？”他头顶毛巾走出来，看着窗外问。

    陈盈点点头，缩回到自己床上。户外温度已经降到零下十几度，房间里的空调根本看不出效果。陈盈在被子外面盖上大衣，可还是冷得瑟瑟发抖。她尽量不去想睡在另一张床上的汪屹，等他一上床就关了灯。她就这样牙齿咯咯作响地熬到半夜，终于在白天的疲惫压力下昏沉沉地睡着了。在梦里，她变成了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赤脚在布满积雪的路上穿街走巷。她也是按故事说的，用擦亮火柴的方法取暖。过一会儿，她的脚缓和过来，身上也不冷了。她高兴地将火柴一根接一根擦亮，直到雷声将她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