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正是梵高的可爱之处么？那个女孩开玩笑的一句话，他就当了真。”当天晚上陈盈在旅馆房间里将想法写进发给梁静的邮件，把自己旅行中学到的东西讲给远方的挚友。洁白的房间里，只点亮靠墙边书桌上的一盏台灯。整个屋子沉浸在昏黄的灯光中。桌子右上角靠近窗台的地方放着一叠明信片，正面全是色彩斑斓的油画图案。电脑里传出断断续续的吉他旋律，沙哑的女声像回声般反复吟唱那句“starry starry night”，陈盈的影子映在未被亚麻窗帘遮起的那半边玻璃窗上。她使劲敲打键盘，快速排出一行行字。在不知不觉间她开始为画家辩白，即使明知他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作为一个贫困潦倒不受人赏识的无名画家，他还能给予喜欢的人更贵重的礼物吗？”

    写到一半，她抬头注意到玻璃上挂满水珠，外面又下着绵绵细雨，阳台栏杆的边缘挂起一排雨滴。隔壁房间传来爽朗的笑声，映在拐角墙上晃动着影影绰绰的光。她想起荷兰作家诺特博姆关于祖国领土的言论，他认为只需搭一小时顺风车就可抵达荷兰边境探访另一个国度。这是他的叹息。陈盈在丹麦也听到约翰有类似的叹息。她记得那时约翰刚刚自豪地介绍过丹麦历史名人，然后就转移到这个话题。他哀叹自己的国家只有六百万人口，鼓励生育的政府计划收效甚微。

    她生长的城市仅常驻人口已达到两千万，再加上流动人口，恐怕会超过四千万。但在这个如此热闹的地方，她却很难见到朋友。仅有的几个不是时间排不开，就是相距太远，每次为见面在路上花的时间远远超过约会本身。本应作为减压的清谈，变得像赶集般紧迫，所有兴致荡然全无，只得放弃，换用电话或其他互联网方式沟通。最后她连这种交流办法也舍弃了，改成在能看得见的地方留言。写下想说的话，然后转身投入陌生的人流，用浪费的时光换来金钱作为补偿。

    “对于个人来讲，也许国家的大小和人口多少与生活并不相干。无论怎样的人生，都须独自面对，在无法掌控之时，唯有坚定前行。”

    她写下这些话算是邮件结尾。发送过后，她打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夹着书签的那一章接着读，直到眼睛困得睁不开。楼下大厅里传出布鲁斯音乐，断断续续的。她起身确认房间门都已锁好，顺手把当天早晨收到的名片扔进垃圾桶里。

    她安静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早动身去海牙。宾馆里上白班的工作人员刚刚到岗，她在餐厅里随便用凉牛奶沏了碗麦片，拿勺子将草莓酱涂在面包片上，中间夹着火腿肠。服务员好奇地看着她享受自创的吃法。然后她背上背包，出门向中央火车站走去。那是多重圆环的中心，不需要问路就能找到。

    坐城际火车到达海牙后，天气越发阴冷了。陈盈在游客问讯处得到城市地图。辨别方向并不困难，海牙的城市格局清晰明了。她沿着工作人员用蓝色圆珠笔画的路线，找到了那座全球闻名的国际法院。尽管在学校里上过有关法律的课，她也不能完全理解法学的奥妙。这是她的软肋，却不能影响她感受到红色建筑周围散发出的肃静。门口国际和平圣火在寒冷中静静地燃烧，四周由世界各国送来的石块围成有开口的圆环，周围的路上连一个行人也没有。陈盈拿起相机，拍下这肃穆的一刻。她想在回到宾馆后传给秦宏，来欧洲前他带着期待的神情几次提起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对内部陈设参观过后，她坐返程的列车回到阿姆斯特丹。午饭时间尚早，她决定在这座历史名城四处逛逛。运河里游船上的旅客朝她挥手致意，她礼貌地回应他们。她沿着水道向前走，随便找家面包店进去要了份面包，就着奶酪片填饱肚子。灰色的鸽子在玻璃窗外走来走去，好奇地向店里张望。

    河边有几位中年画家，缩在深绿色的大衣里正在创作。他们大概彼此熟识，休息时团坐着分享同一瓶烧酒。陈盈远远看着那些挂在画架上的水彩画，无意间以为偶遇未来的艺术大师。

    “去过安妮之家吗？”服务员上果汁时问。她指了指对面靠近屋顶处开着两扇红百叶窗的房子，“离这里很近，今天难得人少，不用排长队。”

    “好，吃完就去。”陈盈愉快地回答，又添了几枚硬币在盘子下面。

    午饭后，陈盈走过连接两岸的桥，推开王子运河畔那扇沉重的墨绿色木门。爬上极狭窄的楼梯，她见到了日记作者生前的照片、遗物还有那几间生活了两年多的低矮房间。她无法想象安妮全家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那么久，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一个单身汉藏进避难所。她按照展板顺序一张一张看过去，有很多照片和零星的信笺。

    “这个女孩真是可怜，我宁愿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有人用德语在背后说。陈盈侧头看去，是一胖一瘦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都光着头，一只手把帽子按在胸口。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后人能做的唯有补救。”这次是那个矮胖的老人说。

    “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能换回对方原谅。”瘦高的老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