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

    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大声说话的人，很多时候，我以为他们在争吵、争执，我有些好奇又紧张地盯着他们，怕这场争执演变为进一步的行动，可随后，他们停止了对话，垂下眼睛，又有些时候，他们“吵”着“吵”着却爆出笑声，于是我知道，这只是他们日常交流的一种方式，习惯后就会觉得，这种方式原始、质朴，而可爱。

    这是公元2000年11月11日，刚刚立冬后的这个礼拜六，我在上海火车站，等待一列上海至南京的火车。

    我的手中攥着一张粉色的车票，票上的列车号以字母t打头，当地人告诉我，这是时下中国最快的列车，有人称它“子弹头”，上海到南京全程一共是两小时三十分钟。

    红色电子显示屏闪出我车票上的列车号，同时，广播里的女声响了起来，顿时，一大群人“哗”地站起，向检票口涌去。

    我拉着我的小行李箱，随着人流，慢慢挪到队伍里，人们贴得我很近，我的小行李箱总是蹭到后面一个男人的裤腿上，我觉得很尴尬，不时回头跟他抱歉，同时也希望他可以稍稍退后一点，可他似乎并不介意。

    终于，我站在了月台上，鼻尖已细细渗出一层汗，十一月的天，却出奇的暖和，该有华氏六十度的样子，即便我穿得不多，套头卫衣，七分裤，平底鞋，而我周围的人，则是裹得严严实实，有些甚至已经穿上了薄款的棉衣，周围不时有人打量我，我知道，也许我看着和别人不太一样，又或许我那裸露的半截小腿在这裹得严实的人群当中太过晃眼，小时候每当天气转凉，瑜外婆便叮嘱我，不要总光着腿，她说，寒从底来。

    我的一侧不远处，站着三五个年轻人，看样子和我差不多年纪，个个背着登山包，我觉得他们该是大学生，或许结伴去秋游，或许趁周末回家探亲，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手机型号的事情。

    “我表哥刚买了一款西门子，白屏的，亮得不得了。”那个穿粉色绒线大衣的女生说道，她说南京话，我会听却不会说，这种方言我听瑜外婆和家里亲戚讲过，很好懂。

    “哇塞，有钱人！我爸说我这学期拿了奖学金才带我买手机，我怎么这么命苦！”旁边一个高个子男生说道。

    “么得事，跟他磨！”另一个女生接道，她的头发特别垂顺，据说是做了一种特别的化学处理，叫“离子烫”。

    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在我听来，这些小小失落的背后却是和平年代的安宁所支撑，想起外婆们在自传中写下的句子，“哪怕拼了这整整一辈人，也要让后世子孙头顶天、脚立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尊严地活下去”，这一个礼拜以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时时想起这句话，外婆一辈的牺牲，换得今日亿万后人的自主和富足，我转过头，对那几个年轻人笑了笑，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会对陌生人微笑，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白色的“子弹头”火车终于到站，我给自己买的是一张“一等座”车票，进了车厢，却没有看到外婆在自传里描述的那种宽大的沙发椅，现今的中国，也许在公共设施上，“等级”差距是不被倡导的。

    列车掠过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富饶，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村舍皆是两层的小洋楼，粉墙黛瓦，秀丽婉约，每每要驶进一座城市的车站，一排排高楼大厦便铺天盖映入眼帘，让我惊叹不已，这和想象中的中国太不一样了。

    我知道前方便是南京站了，突然，我的心“砰砰”直跳，竟是一种类似“近乡情怯”的味道。

    随着人流往站外走去，出站口两边挤着很多来接站的人，我从甬道往前走，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两边不时有人拦住我问：“小姐，要车吗？”第一次我停下脚步，我以为那是来接我的徐家后人，后来才搞清楚那是一些拉客的私车，再有这么问的我便微笑摇头不再理会，直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将我仔细辨认着，又低头看看手中的照片。

    “阿是小年啊？”男人开口问道。

    “对。”我停了下来。

    “美国来的？”他似乎还不放心，又进一步确认。

    “不错，您是徐伯伯吧？”我早已将他认出。

    “对，对，”对方边点头边温和地笑着，“来，箱子给我。”

    他帮我拉过箱子，又试图帮我拎我背上的背包，我谢绝了，徐伯伯身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笑着将我打量着。

    “这是你徐伯母。”

    “徐伯母好。”

    “嗳，嗳，累了吧？冷不冷啊？”

    “不冷。谢谢徐伯父和徐伯母来接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孩子这么客气！普通话说这么好！”徐伯母笑道。

    我的“普通话”打小便是瑾外婆一字一句教授，我的那些从中国去美国读书的同学都惊讶于我中国话发音的标准。

    初次见面免不了一番寒暄，说了一阵子话这才随两位长辈去寻出租车，那一年，私家车在中国还未普及，即便是像徐伯伯这样一位博物馆的馆长，也没有担负一辆私家车的经济能力。

    我被安排住在徐家女儿的房间，他们家的女儿比我大上几岁，在欧洲读书，一时没有假期回来。原本我是不喜欢这样的安排的，虽然我知道徐家人和两位外婆是故交，但于我毕竟是陌生人，我不想住在陌生人家中，酒店房间会让我更加自在，然而他们一再坚持，仿佛我若住进酒店便是一种冒犯。

    “这是中国人讲究的人情味，该答应他们，只是你住在人家要注意礼貌，不能像在家里这样动辄关起房门将别人置之门外。”母亲如是说。

    我正往上翻着眼睛，翻到三分之二处，母亲制止了我：“你是在对我转眼珠吗？”她用英文说。

    出租车沿着玄武湖往南驶去，直到一处小区前停下，初秋的夕阳照在小区前的一块巨石上，石上刻着几个大字，似是这小区的名字，我仔细辨认着：玄武鸡鸣。

    竟有一瞬的恍惚。

    徐伯父摇下车窗和小区保安打招呼，车子继续往里驶去。

    “鸡鸣寺和南京市政府都离这里不远，你外婆原先在市政府的地方工作过呢，今天你先好好休息，明天带你过去转一转。”徐伯母说。

    我想她说的该是瑜外婆，汪伪政府的外交部就在今天的市政府处。而我来中国之前，母亲曾经暗示我，这里的故友并不知晓两位外婆的实质关系，只道是乱世烽火中相识相知的一对好姐妹。

    到了家中，一切安顿下来，徐伯母着手准备晚上的饭菜，听说晚上会比较热闹，徐家的亲戚都会过来，他们都想见一见我。

    趁着徐伯母准备饭菜，徐伯父将我带到他的书房，那是一间典雅的传统式书房，徐伯父让我在红木椅上坐下，他在书柜里取一些东西。

    那是一本相册，他小心翼翼地取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仿佛那是一件无价的至宝，戴上老花眼镜，“小年啊，你能到中国来、到南京来，我们一家真的太高兴了，”顿了顿，“可惜我的父母亲都不在了，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看见你，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笑了一笑。

    “我这里有一本老相册，里边有一些你外婆的故人，这些照片很珍贵，文.革时候是我的父母冒死偷偷保存下来的，我想在明天带你去我们博物馆之前，先让你看看这些。”

    “好的，徐伯伯。”我似乎从没有比这一刻更加好奇过。

    打开相册，如我想象，发黄的老照片，仿佛时光机器，将我带入一段陈年旧事，那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尽管大环境险恶，生存在其中的百姓，也还是懂得苦中作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恭恭正正的双人照，年轻的女子坐在椅中，着一身看不出颜色的旗袍，浓眉大眼，笑得很是清新，男人年龄稍大些，站在一侧，表情有些拘谨。

    “这就算是我父母亲的结婚照了，”徐伯伯说，“我的母亲一直记挂着你的外婆，前年去世之前，还跟我说，这辈子的唯一遗憾就是没有再能见到她。”

    我看着那照片上的女子，虽然素昧平生，对她们的过往也了解不深，眼中却有些酸涩。

    再往后翻，穿插着一些徐家的家庭照片，可以看到徐伯伯小的时候，接着他的妹妹出生，再往后有一张集体照，我的目光落在那照片上面。

    “这张照片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在梅花山所拍，就在那之前两个月，日军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汪精卫政府也正式加入对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宣战中。”

    我的目光掠过那照片上一张张或微笑或严肃的脸，仔细辨认着。

    “找到你外婆了吗？”徐伯伯问。

    我已经习惯了当他们说“外婆”时，说的总是瑜外婆，照片不是很清楚，五官不同程度的模糊，但瑜外婆的那身气质还是很容易辨出的，我点点头，指着一树白梅下的女子：“这里。”

    徐伯伯笑了，“眼力不错，”又指着一旁的一个高个子年轻男子，“他叫叶铭添，那时候在和你外婆处对象，呵呵，不过据我母亲后来说，那是假的，好像是怀瑾参谋想出的计策，叶铭添是她的副手，如此安排她们两人才有机会接触联系。”

    我眨了眨眼睛，“那叶铭添知道吗？”

    “他应该是不知道的，”徐伯伯接着说，“你知道，那个年代，做什么事情都是担着生命的风险，你的外婆和怀瑾参谋是间谍，她们要走近关系交换情报，在人前就必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点点头，想了想，继而微微笑了。

    “这是我母亲。”徐伯伯又指着外婆不远处一个年轻姑娘说。

    只见她圆圆脸蛋，笑得有些俏皮，比起之前看的那张“结婚照”上的女子，年轻些，也单纯些。

    我在照片上细细寻找，却没有找到瑾外婆的身影，徐伯伯似乎看出我的心思，“怀瑾参谋不在这张照片上，她那阵子，应该不在南京。”

    一本相册就要看完，翻到最后一页，这一页上唯独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年轻绝美的女子，坐在桌前，向彼此微微凑近身子，对着镜头，笑得是那样恬静而动人，她们的面前是一桌看似很丰盛的饭菜，照片上方有一行手写标注：民国三十年除夕，摄于上海。

    徐伯伯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徐家的恩人啊，没有她们，也就没有现在我们这一大家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