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很多事，不需要暴力一样能够解决，尉迟炽繁就听过宇文温的举例说明。

    譬如，某无良大户看中别人家的女儿，不是派人去抢，而是想办法让对方欠债，又无力偿还，对方走投无路之下，便只能把女儿卖给无良大户。

    但尉迟炽繁觉得，周国实际上没必要和高句丽玩这一套，更别说“无良大户”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杀人夺女，怎么还要向对方借钱？

    这不是多此一举么？

    尉迟炽繁觉得，即便按照宇文温所说，若过两年开战，灭了高句丽，然后将一些山林、矿井抵押给之前借钱的银行，可银行要这些“不动产”有什么用？

    若要开发，不划算，所以只能转卖给别人。

    然而谁会来买？

    她思来想去，想不明白，考虑到宇文温行事的一贯作风，她想到了一个可能：“难道是为了给银行拉业务？”

    皇后开窍了，宇文温点点头：“没错，就是要给银行拉业务，你想想，在中原，银行、柜坊不可以放高利贷，可是放贷给外国，譬如高句丽，那利息可就..啧啧..”

    “你要知道，各家银行、大柜坊后面，都是权贵、官宦、豪商、大户，银行有业务，有钱赚，他们能不高兴么？”

    “朝廷为国内银行招揽业务，这有什么不对？朝廷通过银行，变相成为别国债主，更好吸别国的血，这有什么不对？”

    尉迟炽繁争辩：“可你要吸的目标，没几年就要完蛋了呀？”

    “不不不，目标又不是一个，你想想看，高句丽向中原银行借钱周转，事情传到新罗、百济那里，两国君臣会怎么想？”

    尉迟炽繁瞪大眼睛：“莫非...也来借钱？”

    “没错，借钱备战，如此一来，银行不就有新业务上门了？高句丽这种快要死的目标是小，一时半会死不掉的新罗和百济才是大目标。”

    宇文温说到这里笑起来：“银行放贷盈利，放贷的目标里，国家可是最有钱的客户了。”

    “有官军坐镇，哪个国家敢借钱不还？他们还不起钱，没问题，拿税收来抵债。”

    尉迟炽繁又有些吃惊：“税收？什么税收？那小国能有多少税收？总不能派税吏去收税吧？这成本怕是比收回来的税还要高。”

    宇文温回答：“我说的是市舶税，只需要在海港蹲点就行，哪来多少成本？”

    “海贸大兴，海东诸国收市舶税可是收得乐呵呵的，如今，市舶税可是海东诸国越来越重要的财政收入，如果还不债，可以，把收的市舶税匀出来....他们敢不匀么？”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不起钱就在国内加税，至于重重盘剥之下，百姓会不会揭竿而起，那是他们的事，和皇朝无关。”

    说到这种话题，尉迟炽繁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日兴昌算是自家产业，赚钱总是好的，而各家银行由柜坊蜕变没几年，拿到大业务，当然也是好事。

    她的疑惑已得到解答，没再问下去。

    宇文温也点到而止，没有把更深层次的用意说出来。

    通过银行强迫贷款，再让对方借贷还债，债越借越多，每年都在还债，却怎么都还不完，这就是西方列强进行资本输出的方式。

    此为后话，如今不过小试牛刀。

    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拉业务”，让刚由柜坊蜕变而来的银行获得更多的“养分”，以便继续茁壮成长，与此同时，有机会参与到国事之中来。

    哪怕这种参与，是以棋子而不是棋手的形式出现在棋局里都无所谓。

    《汉书·食货志》有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衣，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工人做器、商人赚钱，这是本分，但商人靠着赚差价就能锦衣玉食，又重利轻离别，真是可恶。

    所以中原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就是把商贾视为贱民（整体而言），毕竟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重农抑商是必须的，商贾不事生产（农耕）却可以过上好日子，如此不劳而获，必然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朝廷要压制商人，却又离不开商人，于是把商人当夜壶。

    需要的时候就用，用完了就扔，而夜壶的地位，自然就很低。

    与此同时，权贵们要经营产业盈利，满足巨大的开支，所以也要依赖商人来货殖，那么，把商人变成想用就用、想杀就杀的狗，再合适不过。

    于是，商贾的地位很微妙，有主的（搭上权贵、有靠山）商贾就是名贵猎犬，比一般官员都要威风；没主的商贾，那就是野狗，胥吏都能肆意敲诈勒索。

    商，是这样，工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商人是夜壶，浑身散发着“铜臭味”，不用的时候必须收起来，而作为“工具”的工，不用的时候自然也要放到工具箱里，哪里能摆在厅堂上，让来客看笑话呢？

    工、商的地位，都不怎么高，更别说有多少政治地位，千百年来都是如此，没人觉得不对，问题是，时代不同了。

    当蒸汽机、火轮船、火车、电报出现，工业时代即将到来，要是还把工、商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宇文温认为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有的蒸汽机械，已经超过了“巧器”的范围，蒸汽机工程师、技术人员，不是匠户。

    经营实业的商人，不是什么不事生产的食利者。

    所以，宇文温认为，工商业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是，即便他贵为天子，也无法以一人之力，将千年的歧视推翻。

    他提拔的工商业人才，被官僚集团视为“佞幸”，许多人在享受着科技、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各种舒适生活的同时，依旧把工、商视作贱业。

    明德年间工、商业人才获得重用的情景，也许会随着宇文温的去世渐渐消散，操作火车、蒸汽机、火轮船以及各种蒸汽机械的技术人员、工程师，会沦为“机户”。

    一切，又回到从前。

    但那是不可能的。

    蒸汽机、火车、火轮船、电报已经出现了，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回到士大夫熟悉的男耕女织、四书五经就能治天下的时代。

    然而，鄙视工、商的官僚集团，不会喜欢破坏庄园经济的商品经济，不会有办法应对海外白银大规模输入造成的通货膨胀。

    不会珍惜纸币赖以生存的国家信用。

    他们适应不了新时代。

    但是，新出现的工、商业者能。

    商誉，是商人的根本，构筑在其之上的信用，更是命根子，而只有商业发达、贸易大兴了，实业者才能有获利的可能。

    同理，纸币的信用，只有工商业者才会用心维护，只有熟悉经济规律的人，才能对抗因为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

    宇文温一手创造的流通券，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初步具备成为纸币的潜力，但迄今都未“国有化”，这是因为他不相信现在的官僚集团。

    他一直在等，等一个合格的“操盘手”出现，而银行，就是这个“操盘手”起舞的舞台之一。

    观众们会陶醉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之中，放松警惕，等他们回过神来时，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