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后人的角度，再来看这场关系明清双方最终命运的松锦大决战，明朝之所以败得这么惨，其实是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来看清朝方面，皇太极在李啸扫灭金州、斩断清朝龙脉，以及活埋了清朝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全城的百姓，皇太极都坚定的不为所动，死死地盯住最终目标，就是要夺占辽西，消灭那十三万明军。

    这战略目光和坚忍毅力，连死对头李啸，都不得不为之佩服。而在松锦大战中，皇太极对战略打击目标的选择，作战时机的掌握，用兵方略和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最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以已之长攻敌之短，如利用八旗精兵良将善于奔袭野战之长，为了避其不长于攻坚城之短，因此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诱取明军主动来战，最终不仅消灭了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杏山的明军守将献城投降，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为进取中原铺平了道路。

    而对于明朝来说，这次松锦大战失败，后果就实在是太过严重了。此次战役失败，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造成这种惨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败，在此战役中反映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第一点，便是盲目催战。

    当时崇祯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

    “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因此，洪承畴

    “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

    第二点，便是督监不和。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

    “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

    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

    “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

    “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

    第三点，则是指挥失误。洪承畴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

    当

    “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他就孤军深入；当

    “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时，他就率军南逃。因此，洪承畴在指挥作战上，表现出犹豫和动摇，这就必然导致明军失败。

    第四点，则是将官畏死。明军在松山与清军对阵时，兵员和火器都胜于清军，本应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但是一些明军将领畏死，却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为了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明军松山大败。

    又如明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

    “皆敛兵不敢出”。[1]以上四点，最终导至了明朝在辽西的悲惨结局，自天启至今苦心经营的防线毁于一旦。

    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

    “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京师大震，王朴以

    “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御史郝晋发言：“六镇罪同，皆宜死。”

    “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

    “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独斩王朴，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处死王朴。

    职方郎中张若麒被处以死刑，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镇守宁远。

    松锦大战标榜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

    从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在此次战役中，虽然明军由于上层指挥的失误而遭遇惨败，但广大明军将士

    “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10]，蹈海死者以数万计，展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时人谈迁评价道：“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皇清开国方略》谓：“太宗神谋勇略，制胜出奇，破明兵十三万，如摧枯拉朽，指顾而定。”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二，京师，乾清宫。

    皇帝象一个木偶一样，呆坐在龙椅上，仿佛一名耗尽了全身力气的人一样，瘫坐在龙椅上。

    又败了，又是一场地惨不忍睹的彻底大败。十三万精锐，就此彻底折损，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关外仅剩孤城一座，而诸如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文臣武将，大批降清，让明朝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实力，更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崇祯几乎恐惧地想到了，在这些精锐大军被清虏彻底消灭后，那原本就猖狂肆虐的流寇，可能再无人能制了。

    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因为抵抗流寇不力，畏罪自杀的前礼部尚书，号称杨阁部的杨嗣昌，崇祯暗想，也许，杨嗣昌在的话，一定会极力劝阻自已不要去兴兵救援锦州，以至十三万大军全军覆灭。

    这一刻，皇帝突然老泪纵横。他不会知道，在崇祯十七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崇祯皇帝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

    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

    “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

    “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

    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

    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崇祯皇帝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

    “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崇祯皇帝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

    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

    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

    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

    “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崇祯皇帝：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

    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

    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

    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事实确是如此。崇祯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

    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

    “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

    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

    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

    “免朝”了。崇祯皇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

    “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

    “夙夜焦劳”了。然而，他的

    “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早在崇祯五年，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

    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

    “可喜”与

    “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

    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

    “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只是，国事的日渐颓唐与衰败，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崇祯无法回答自已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明朝渐渐走向灭亡的原因，也许只有从后世穿越回来的李啸，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