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破龙脉，先掘尸骨，将这吸收着龙息的尸骨消灭，以此截断龙脉与爱新觉罗家族的联系，这是斩断龙脉的第一步，也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樱裳所用的十方鬼铲，也是与破术七星钉同样的手法制成，只不过，炼制的时间要长些，需要七七四十九天，方可炼成。

    其原理功效，也是取其至阴至秽，让鬼神避之不及。所有的人都看到，在飘泊大雨下，樱裳小小的身体，划过一道黑色的暗影，直冲到龙脉古树之下。

    他围着龙脉古树兜了一圈，不停地用十方鬼铲敲击地面，仿佛在确定所埋尸骨的方位一般。

    很快他似乎确定了一处，随即开始挥铲猛挖。说来也怪，那龙脉古树下，原本十分坚硬的地面，竟被他用十方鬼铲轻松挖动，不多时，一个硕大的，似乎是黄铜制成金属盒子，被樱裳挖去。

    樱裳一脸欣喜地，上下打量了了一番这个外表长满了铜绿的金属盒子，一把将它抱在怀中，便转身便向方中吉跑去。

    这时，谁也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这龙脉古树上，忽地冒出一道黑气，有如飞掷而出的一柄宝剑一般，从樱裳的胸口，凌厉穿过。

    樱裳大声惨叫，口中鲜血狂喷，随即倒地不起。抱在怀中的金属盒子，一下子掉在地上。

    “樱裳！”方中吉厉声大吼，一脸扭曲的痛苦。只不过，现在的的他，却是根本动不了，正用尽全力的道力，在抵御天空中那龙脉召唤来的无数神魔，不让它们冲破结界，以至下凡为怪。

    护卫在法坛旁的两名唐军士兵，互相对望了一眼，便一起疾疾跑去，想把那樱裳与金属盒子抢过来。

    不料他们方过冲去，这龙脉古树上，又接连喷出两道黑气，将他们二人，从胸口齐齐洞穿。

    两名唐军士兵，连一声惨叫都未发出，就扑地倒地身亡。

    “不要过去！这是龙脉吐息，中者必死！

    “方中吉对着一众惶然不安的唐军士兵厉声大吼。远处的李啸，见到这情况突变，亦不觉皱起眉头。看起来，这斩除龙脉一事，在这紧要关头，却是十分不顺啊。怎么办？这种神秘怪诞之事，自已根本插不上手，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方中吉能够自救了。李啸正心下焦灼之际，忽见到，被飘泊大雨淋得一身精透的方中吉，忽然厉声一喝，腾出左手，连点自已胸口的几处穴位，随即，他猛一张嘴，一股鲜血狂喷而出，全部喷溅在右手高举向天的桃木剑上。见此情景，李啸心头一凛。他知道，方中吉此番作法，乃是用心中至阳之血，激发桃木剑的潜能。这样做的话，当然会使桃木剑在短时间内道力大增，只不过，对施法者，却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一声有如剑鸣般的铮铮声，桃木剑忽地放出艳艳红光，然后，方中吉骤然收手，这桃木剑依然有如神助一般，停留在空中。随即，方中吉在坛上连踏几个奇怪的禹步，便冲着桃木剑厉喝一声，桃木剑顶端一道刺目的红光射出，直冲天空。随即方中吉复双手执剑，他从坛上腾空跃起，人剑合一的他，有如一道平地突时的闪电，嗖的一声，向着龙脉古树直冲而去。一道道黑气，有如飞剑一般，向疾冲而来的方中吉激身过来。饶是方中吉一路上身形疾掠，躲开了许多道黑气，但最终还是两道黑气，生生地贯穿了大腿与腹部。这种黑气穿体，虽然在外表上不会留下伤害的痕迹，却会对身体造成极其严重的损伤，若伤脏器，必死无疑。方中吉侥幸没有被射中要害，却也受了重伤。疾冲而来的他，一声狂吼，手中的桃木剑，有如一道激射而出的红光，深深地扎入这龙脉古树之中！以下为防盗，稍后替换。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

    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

    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

    “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

    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

    “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

    “专权乱政”、

    “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

    “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

    “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

    “阉党逆案”，为遭受

    “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

    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

    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

    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

    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

    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

    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

    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

    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

    “戏说”划清界限。历史题材电视剧的

    “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

    “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

    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

    “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

    “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

    “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

    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

    “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

    “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他用

    “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

    “好看”由此可见，追求

    “好看”，不一定非

    “戏说”不可，也就是说，

    “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

    “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

    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

    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从朱常洛到朱由校朱由检，明朝的末代皇帝，即明思宗，因为他的年号是崇祯，所以也被称为崇祯皇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当时他的祖父朱翊钧（明神宗）在位，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朱翊钧去世，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继位（明光宗）。

    朱翊钧由于宠信郑贵妃，很想传位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遭到朝臣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才不得不传位于太子朱常洛。

    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朱常洛，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

    登上皇位，对于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的父皇朱翊钧，晚年为疾病所困扰，很少临朝听政，中央政府几乎处于瘫痪境地。

    他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摆脱困境，日理万机，事必躬亲。

    然而，他自幼羸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于酒色，一旦超负荷运转，身体难以承受。

    父皇的遗孀郑贵妃，颇有政治野心，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够取而代之，不怀好意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

    每天退朝后的夜宴，宫女奏乐，翩翩起舞。就寝时，龙床上常常是两名美女轮流

    “御幸”。本来单薄的身体，哪里禁得起如此折腾，朱常洛终于病倒了。

    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身边侍候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让朱常洛服用通利药——大黄，致使病情加剧，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进入虚脱状态。

    以后，又在郑贵妃的授意下，让朱常洛服用称为仙丹的红色丸药。九月初一日五更，朱常洛一命呜呼。

    这位明光宗，在位仅仅一个月，成为明朝最为短命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