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还得是混过官场的老油条，想来陈奇瑜也是明白，自己身居五省总督的高位，又兼着西北大营，手执尚方宝剑，一举一动必然都是在官员的注目之中。
    这次上折子必然不仅仅是报个捷那么简单，不然陈奇瑜也不会如此大费周章的搞什么明奏、暗奏了。
    现如今皇帝是大权在握，折子一律都是先由通政司呈到冬暖阁，再由冬暖阁发回内阁与各部票拟议定，这与祖制不符，但眼下这个时候，也没甚么不开眼的敢来找死了。
    毕竟皇帝是真杀，不仅杀，杀完了还要叫厂卫把你祖辈十八代都查得一清二楚，臭了你的名声，叫你连铮臣都做不成，只能顶着奸贼的名头死去。
    说是议定，其实皇帝那头都已经决定好了，发下来走个必备的程序，相当于把事情让臣子落实一下。
    到这儿就有人想问会不会有人跟你皇帝拧着干，就是不落实。
    崇祯十七年和崇祯十八年虽然只隔着一年，但朝堂上可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皇帝搞了一次瓜蔓抄，砍了至少几百个官员，就算再加上你一个，实际上对人家旨意的下达也没甚么影响，下头听令的狗腿子多着呢。
    尽管如此，陈奇瑜这个位置也实在是有他特殊的地方，由不得不谨慎。
    西北大营的设立可不仅仅是为了预防流寇这么简单，西北大营招募的都是新兵，而非卫所兵，再加上去年朝廷力排众议决定撤销洪武年至今军户屯田的祖制，更是让许多人想入非非。
    招兵不招军户，又撤了军户屯守的制度，崇祯这是要干什么？
    几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就是傻子都能明白个七七八八，估摸着就没安甚么好心，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打卫所的主意了，看样子，是要找机会把全国卫所一次性撤掉。
    当然，这还仅仅是猜测，皇帝心，海底针，到时候究竟会怎么样儿，说不定临时变意了也说不准，但有一个点已经可以确定。
    现如今的皇帝，对卫所有所不满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毕竟卫所实实在在就是坑钱害人的玩意儿，几百年过来，早该淘汰了。
    这个矛盾不解军掉，心中就总也不会踏实，而一旦朝廷打起卫所的主意，各处庞大的军户群体势必遭受三百年来从未有过之变动。
    军户变动，影响到的人头和事物可就多了。
    从军户上头的军将，地方上的地主，再到这些人头顶上的财阀，还有财阀们供养多年的朝廷官员，到了那个时候，从上到下，是一个人都逃不掉。
    卫所这个东西一动，那就是全国性的改革。
    陈奇瑜这个西北大营换句话说，最重要的意义是朝廷已经开始试着不用卫所兵当主力，而一旦崇祯在西北大营试水获得成功，紧接着立马就会增设东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等等各种大营。
    这些大营建起来之后，朝廷打仗用不上卫所兵，要他们屯田的政策也废了，那还留着卫所什么用，自然顺理成章的就能裁了。
    起初陈奇瑜总是想不明白崇祯皇帝为何给自己这么大的权利，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剿匪？现在他想明白了，皇帝这是深谋远虑，已经盘算着改革祖制了。
    这可是个大工程，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的境地，皇帝想赌一把，自己一个激动，也是一不小心就着了皇帝的道，当了这改革的急先锋。
    到了现如今，陈奇瑜是明白过来也晚了，这急先锋当上以后再想净身出户，那可就难了。
    西北大营的成与败牵动着无数人的利益，陈奇瑜也就跟着被火烤，他心知肚明，这折子前脚递上去，整个京城的官僚和地主们基本都会得到消息。
    要是只给皇帝上报，那就相当于自己坐实了此事，起码也要给内阁递过去一份，否则就连各部院的官员都会有所微词。
    这个时候的内阁签押房，坐北朝南的是首辅魏藻德和次辅蒋德璟，其余几个阁臣分列左右，因为签押房没有那么多位置，所以后来那些官员就只能站在阁臣们身后。
    对于这些人来说，所谓的捷报它就只是个开胃小菜，真正牵扯到神经的还是后头要议的。
    据方才来传话的直殿监掌印李春透露，皇帝批了几个折子就去了景阳宫，当时说的时候，李春还一直乐个不停。
    的确，那处宫闱已经多年未有妃子居住，因处地冷清，再加上位置偏远，去哪儿居住的妃子基本都是要竭尽全力的搬走。
    久而久之，景阳宫在后宫之中便成了第二冷宫。
    这柔妃虽是外族女子，但此事看来，的的确确是有她自己的本事，居然能让崇祯皇帝连着几日不去坤宁宫，反而有事没事就去那景阳宫休息。
    现在皇帝去了大老远的景阳宫，虽说周围全是厂卫，但总归神情能有所放松，臣子们也便是开始按部就班的争论。
    李春可不是为了给臣子说皇帝去向的，最主要还是传话来了。
    “谕户兵等部衙门：
    朕览户部等衙门请发内帑银两，朕岂不重念封疆吝惜不发？但思军国诸费向有经制，祖宗朝大兵大役率皆外廷调度。即在皇祖时，讨平宁镇、征播驱倭，一切兵饷不闻请帑。今崇祯年，帑金积贮有限，内廷诸费不赀，原非额供可应外急。
    迺自东事军兴以来，户兵等部不闻长画，动请内帑，十七年危亡存急之秋，辽兵安在？
    所谓内帑供需之兵，请则危言要挟，用则如任意开销，调募不求精强，防御不合窾会，耗费徒多，绩效鲜睹。
    且如辽东旧兵七万额，今已不听调度，乃成辽左三桂私兵之势，旧时饷近七十万，每增新兵十三万，岁饷便至五百余万，乃自辽沈既陷，河西官军精忠报国能几？
    兵数相悬，未归朝廷，即称外关角羊有恙而不至，假使辽兵全在，饷银安入谁人腰包？
    朕又闻十五年发去陕西赏银二百余万，策在剿匪，然荷戈军士未沾，文武私囊半满，平添朕昏聩之过，西北积余亦送贼手，又有何益。
    朕每念之痛恨，见今各衙门候发帑银，恐仍前毙，多发何益？
    今朝西北危存战局，帑金需朕亲发，自今日起，内帑、国库动发分毫，皆需朕之，厂卫监察百官，贪内帑、国库者，尽诛九族，绝不姑息。
    朕思前想后，每感社稷之重，决议增四地粮仓，东可抵蓟屯之地，西可至宁固双关。京师、南京、大同、济宁四地，年末以前，粮仓需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