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时候，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高三时的“一篇作文进北大”，加之大学四年的努力，发表文章、甚至出书，对我而言，并没有那么难。在写作并获得名声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受过太多的“苦”。在当时那个年纪，尚不知道“苦尽甘来”才是正道，只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在起作用，这些都是应得的。
    那会儿，真是“年轻”啊，感觉自己除了写文章之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但究竟该怎么选择后面的道路，仍有疑惑。临到大四写毕业论文，我有意识地拿张元济、王云五、巴金、邹韬奋四位先贤的人生经历及他们各自在现代出版业中的表现，来做知识分子与时事关系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要想消解这个疑惑，光靠读书是不够的，得把自己扔出去，亲身体悟才最直观、最生动。只不过，我没料到，这一扔，就是整整十七年。
    感谢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新闻晨报》的历练，让我脑子里植下了“产业”“经营”这些字眼，在接受这些理念的同时，写作，在客观上，退化成了一种“工具”。在这十七年的最初阶段，真心体会到了别样的刺激，那是写作所产生的快乐无法比拟的。那个时候，我和身边的朋友们，醉心于各种产业思维的熏陶，所关心的，全是这家报纸新创刊花了一个亿，那家报纸改版花了六千万，口头禅也变成了“这个盘子少于三千万就不好玩了”，“一千万的小盘子就当练手了”那时，是纸媒的黄金时代，如日中天，没有人会觉得，这个金饭碗还会遇到挑战。
    2004年4月，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我转战到影视行业。彼时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也就十亿人民币，规模远不及报业，更妄谈日后的六百亿。当时我身处报业，心系出版业，做的又是书评的工作，无意中看到当时迪士尼的ceo迈克艾斯纳写的一本书，中译本名为《高感性事业》，发觉真正的传媒产业，影视这个环节怎么能缺呢？于是，便一头扎了下去。这之后，生意上的体会越来越多，写文章的心境，就真的没有了。
    2012年初，我去美国培训了整整两个月，算是系统地进行了思考。回来后，一半的精力继续放在影视业务本身，另一半的精力则放在了对资本市场的关注上。当时国内陆续有影视公司、出版集团上市，文化产业资本化道路拓宽，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周边的朋友渐渐多了许多金融圈的，即便是文化人、文化企业的经营者，也必谈资本，这便是当时的大环境。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亦“下海”投身其中，算是真刀真枪地上了一线。
    因为上述缘由，这些年我认识、接触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老板”，有我们自己行当的，也有其他各种上市公司的当家人与大股东，甚至还有“神秘大佬”，其中故事，十分精彩。但到了2017年年底，延续到2018年年中，随着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许多过去认识的，或者只是一面之缘的“老板”，纷纷变成了另一种“新闻人物”，从“天堂”跌入“地狱”。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真是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小说”。
    因为各种故事见得多了，且放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轴来系统观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些“老板”如何起，如何升，如何降，如何灭，我便觉得，是时候把这些故事和感受写成小说了。而且，从我自身而言，也到了非写不可的阶段。
    真正动笔写作的时候，也有过不少挣扎。常规的商战小说，着力在背后的所谓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实际上，真实的商界故事并没有那么复杂，甚至很枯燥。因而，我更想表达的是这些商战故事背后的一些人性上的反思与检讨。小说里的人物，放在世俗的评价体系里，绝大多数都是“成功人士”，我挺想把这群人的真实状态，把他们的优秀和努力写出来，同时，也把他们的自以为是，把他们的焦虑与不安写出来。尤其是在那些光鲜的背后，那种不被外人所理解的“痛”与“无奈”，那种拥有世俗成功之后的“荒凉感”，希望能有所展现。
    远离写作的这十七年，如今回望，还是很有收获的。假使当年不这么选择，依旧沿着专业写作、专业学术的道路走下去，我相信，同样得付出足够的辛苦，才能理解写作的艰辛。它不会因为你起点高了，出道早了，就省去中间的辛苦，就如同办企业，做经营一样，可能因为某些偶然因素，瞬间坐电梯上了高楼，但只要不是一级一级楼梯走上来的，总有一天，都是要还回去的。当然，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十七年的经历，我无论如何是写不出这样一部“关于在中国如何做生意”的小说的。
    感谢这次完全出于内心自觉的“写作”，通过写这个小说，我也把这十七年来各种负面的东西，特别是心里的、脑子里的各种杂音杂念，彻底清理了一番。我感觉最内核的那个自己还在，虽然也有不少沧桑，但好像清理一番之后，又有了重新上路的动力与激情。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这十七年的经历，包裹了一个还很想写文章的内心，这大概也是我自己的真实状态，只是过去，为什么总想着回避呢？
    感谢小说完稿之后，给予我宝贵意见的傅星老师、走走女士、彭伦先生；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责编陈蕾老师的认可与付出；也感谢这么些年来给予我支持的家人与朋友。
    同时，特别想对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多的程郁缀先生、曹文轩先生、温儒敏先生、杨铸先生和蒋朗朗先生，说一声感谢。如今，当写下这五位老师的名字，通过这种方式一并致谢后，我感觉，在精神维系上，也终于做了“切割”。余下的人生，都是自己的修为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兜兜转转这么些年，我依旧很想念1999年的那个自己。虽然那时候对写作究竟是什么理解得还不够透彻，但那时候真是敢说啊。如今，回望那个起点，内心里觉得，凡此种种，皆有缘由。此刻，则但愿，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陈佳勇2020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