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被人这么折磨过。
    只要电话铃一响，师思就说：“蓝方，沙莎找你。”
    她说话时连头都不抬，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桌面上摊开的那本与我们编的杂志属于同一类型，但比我们强大而且总想吃掉我们市场份额的杂志。在杂志社内部，这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对手被称作“猫头鹰”。
    由于师思的炒作，全杂志社都知道我终于遇上好消息了。
    我确实太需要有好消息了。为此，我一反常态，不停地看手表，并希望沙莎真的打电话给我。中午下班时，杂志社的女孩总是要提前去卫生间，将自己脸上的五官重新修整一下。趁办公室里无人，我赶紧给沙莎办公室打电话。拨了三次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又钻进了牛角尖。这个时候哪个女孩还能容忍办公室里的刻板继续留在自己的脸上，就是男人也会屙泡尿照照自己。
    从卫生间回来的女孩，一个个光彩照人。
    我拿上那本“猫头鹰”，翻出封二的广告美人，声称她们定是这广告美人的盗版。
    这话立即招来强烈的抗议。她们说自己哪怕是去学那些卡通人，也不会对“猫头鹰”上炒作的任何东西产生兴趣。我马上指出，一个月前，她们中的三个，当着我的面，做“判断男人是否真爱自己的十个方法”的测试题。这个把戏就是由“猫头鹰”刊登出来的。我曾经很郑重地告诉主编老莫，我们的杂志之所以在与“猫头鹰”的较量中，总是表现得像只田鼠，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存在汉奸。相同的测试题在我分配到杂志社的那一年，我们的杂志上就登载过。校样还是我看的。其中一条与“猫头鹰”津津乐道的一模一样，都是说如果在**时，男人还不时撩开女人的头发，看着女人的眼睛，就能断定男人对女人是爱，否则就只是性。在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点时，女孩全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和主编老莫，自己笑自己的。
    主编老莫将我桌上的那本“猫头鹰”抓起来，扔到师思的脚下。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了。我也看了。但我用的是批判的眼光。告诉你们，我有信心让他们明年乖乖地交出五万个份额给我们！”
    女孩们全都哇地叫起来。
    师思说：“头儿，你这么有把握，今天中午就别让我们吃工作餐！”
    主编老莫的心情确实很好，一点也没有受外面肃杀的秋风影响，虽然说不上是春风得意，但离那境界也差不了多少。他爽快地答应下来，还将签单权交给了我，并声明这种权力只是一次性的，同时又限定只能在圣诞和丹朱两家酒店消费。
    主编老莫有事，只能陪我们喝三杯酒。我们赶紧下楼，电梯像公共汽车一样，一站一站地停靠，从十楼到二楼一层也没落下过。在九楼时，我看见沙莎站在电梯门口。在六楼时，电梯门外站着的是局长。可惜没人上得来。
    主编老莫对局长连说了三声对不起。
    局长挺高兴地说，这么多漂亮女孩站在电梯里，看一眼不为少，看两眼不为多。
    师思嚷着要去圣诞酒店，她在头里走。大家都紧紧跟着。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圣诞酒店只是空有一个洋名，我们这些人哪怕撑死了吃，四百元钱也能搞定。好不容易让主编老莫放一回血，真放出来的却是一泡水。
    进了圣诞酒店，路过一处小包间时，师思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我曾请师思在这个小包间里，吃过一顿晚饭。当时，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进来，几乎是耍着赖要我送一枝玫瑰给师思。我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枝。师思接过去时，笑一笑便放在一边，临走时我们都忘了还有一枝玫瑰孤单地躺在沙发上。师思回头看我的这一眼，让我感到她是在说一年前就该说出的谢谢。
    坐下后，主编老莫看看手表，将陪我们喝三杯酒的指标减到两杯半。
    师思又看了我一眼，这才转向主编老莫说：“局长给我们下任务了，让去采访下岗职工。”
    主编老莫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
    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
    主编老莫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
    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
    主编老莫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叩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熄灯上床后，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想念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在那家公司做文秘，平素见了客户，那语音比唱汉戏的名角陈伯华在台上说的话还好听。公司倒闭时，她因矜持晚动手了十几分钟，到头来只抢得五又三分之一瓶墨水，其代价是一只红色的卡丹奴皮包，连同皮包内的口红、话梅等，都被碳素墨水精制了一回。
    一想到这些，我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主编老莫立即正色地问我，是不是对杂志社的工作有了高见。我当然必须说明自己的笑与眼前一切无关。听了我的解释，除了师思不笑，大家都开心了十几秒。主编老莫由此感叹起来，认为天下女人都一样，像他老婆，可以在菜场为了五分钱的菜价，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转眼间就会上武汉广场，眼睛眨也不眨，甩出一千几百元钱，欢天喜地地抱回一件衣服。
    师思立即反驳说：“只有领导干部家里的女人才是这样。同菜贩子砍价，越是血肉横飞，越能显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武广的东西那么贵，不敢砍价是怕太招人显眼，被反贪局的便衣逮住了线索。”
    武汉人习惯将一些有名气的商家的称呼缩减。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亚洲大酒店，在人们的嘴里一溜变成了武商、武广和亚酒。就连位于花桥的汉口商业大楼，也被精简为汉大。在此之前还有个汉阳商场被顺口叫作汉商。我总是从“汉大”的称谓上，听出武汉三镇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构成了这座城市生活中的方便。包括可以在车辆最多的解放大道上随意横穿。也包括可以在汉口绿化得最好的解放公园路栅栏旁随意小便，当然从市委大门左右各延伸两百米的地段除外。
    主编老莫叫着师思的名字说：“你是六渡桥的人，不应该有这种仇富心理。怎么去武广买东西的人，一下子都成了****的裙带！”
    师思反唇相讥地说：“我又不是通过妹夫的关系从乡下来的，干吗要仇富。告诉你们，我正在想要不要下决心到汉正街找个千万老板，做他的二奶哩！”
    主编老莫说：“太好了，我们杂志可以免费帮你登广告。”
    师思说：“‘猫头鹰’的发行量比我们杂志多几倍，我还不知道谁比谁的效果好！”
    在杂志社内部，师思是唯一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主编老莫面前说话的人。那种通过妹夫关系进城的话，我们连与这意思沾边都不敢。否则，哪怕是最有市场的稿件，主编老莫也会将它退回或者永远留中，让你三个月没有一个字见刊。按规定，不仅本季度没有奖金，到年底时，全年的奖金也没资格参与分配。师思为什么敢这么放肆，这是杂志社内部为数不多的秘密之一。
    这时候，酒菜已上齐了。主编老莫端着半杯酒同我们碰了一下。碰到师思的酒杯时，师思顺势将自己杯里的啤酒倒进主编老莫的杯里。
    主编老莫正要一饮而尽，师思说：“听说蓝方要鸿运当头了？”
    主编老莫一愣说：“这话怎讲？”
    师思说：“人事处的人在放风，有关于他的好消息！”
    主编老莫马上将酒杯伸向我，一声碰响后，他先饮干了，然后才说：“我希望咱们这儿的人才越多越好。”
    两杯半酒的指标完成了，主编老莫却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坐下来自己又往酒杯里添了些啤酒。倒酒时的样子挺耐心，绝对是按“卑鄙下流”的要领，让啤酒慢慢地顺着杯壁淌下去。他举着快溢出来的酒杯说：“说真的，市里各类杂志有近百家，唯有我们这儿同事之间不是泡沫感情。”
    师思又顶上来了：“你这个当领导的怎么一点不懂社情！我们这儿除了泡，连沫都没有！”
    主编老莫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丁点儿不快。
    我感觉到师思身上哪根神经不对劲了，就说：“各位该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同师思到外面说几句话。”
    我将两块扣肉夹起来放进嘴里后，嘟嘟哝哝地说：“这样才有力气同六渡桥的女人吵架！”
    武汉有数不清的餐馆酒店，各处的大厨手艺不同，有些菜是不能轻易相信的。唯有两样是可以放心大胆第一口就结结实实地吞下去。第一样是豆瓣喜头鱼，第二样便是梅菜扣肉。武汉的梅菜扣肉，就是九十八岁的太婆，不镶假牙也能尝出味道来。站在包房外的走廊上，身体内有股清液滋润的感觉，舌底不断有津甜的滋味凉咝咝地渗出来，从脊柱上升至后脑，再过百会之顶绕到前额的睛明，一路尽是旱了百日的江汉平原有好雨落下的声音。昨天，我编了一篇替第三者鸣不平的文章，有段文字我很喜欢。它写了两个偷情者怎么样用舌尖顺着对方的脊柱，连吻带舔，沿着那条一经提示人人都能画出的抛物线，从腰眼一直到下巴。看二审的师思毫不客气地将这段可以惊艳的美文，用红墨水划去了。我问原因时，她回答说，这种知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美味佳肴给人的感官刺激同情爱确实有相通的地方。体会此刻的经验，想着师思的反应及那段被红线牢牢捆在脑子里的文字，我更加陶醉于武汉的梅菜扣肉。
    包房门响了一下，走出来的是主编老莫。他拿着手机，脸上的笑容谁见了都会觉得可疑。他没忘记抽空告诉我，师思让我别等了，想喝啤酒就回去坐下。
    一会儿，走廊上除了两位身份可以发出同样疑问的招待小姐外，就只剩下我了。正在犹豫，走廊进口处的包房里走出沙莎来，那样子是去洗手间。也就在这时，师思出现在身后。师思将沙莎看了五秒钟后，只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坚决地看着师思，她脸上的神情充分映照着身后沙莎向这边张望的样子。
    吃完饭，女孩们开始唱歌。我是杂志社里在不计算头头的情况下唯一的男性。在这样的场合，她们唱着每一首歌时，只能将眼光投向我。女人的千姿百态也只有在这时，才能让一个男人无所顾忌地享受。
    只有师思例外，她唱的是流行在她父母刚领结婚证的年代的样板戏。
    我大胆地将师思这样子设想成吃醋。如果沙莎在今天傍晚不能送给我真正的好消息，师思眼下这种表现，也能够抚慰我坑坑洼洼的心中盛满的清冷孤寂。
    整个下午，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个不停。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点，每天一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以后，女孩们脸上的容光便像雷雨盛行的武汉之夏，阴晴无常。凡是阴沉时，接电话的女孩一概说晚上有采访任务。在她们笑得十分灿烂时，我听见那些不同形状的嘴唇，像琴键一样弹出一个个酒吧的名字。我留意地听着，最终也没出现神曲酒吧。那是我约沙莎的地方。
    黄昏时，楼外下起了小雨。
    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爱过的三个女孩，这样的天气陪她们散步感觉最舒适。天气比较凉，身体会在无意中自动贴到一起。一顶小伞半遮半掩地，可以在大街上做自己激动后想做的简单行动。风中的湿润均匀地洒在皮肤上，触摸起来更加性感。她们离我而去时，一个个异常坚决。三个女孩一个在汉口，一个在武昌，另一个在汉阳。到现在我们之间还偶尔有联系。她们对我说过一句相同的话，她们都喜欢我，她们都不能接受我住的房子。
    师思擦过我的肩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投入到雨中。
    我冲着她的后腰喊：“要爱护革命的本钱！”
    一辆中巴开过来，师思跳上车去。杂志社的女孩都有个规律，凡是赴约会，一律打的。但凡回家，便全部规规矩矩地挤公共汽车。
    看着中巴车往六渡桥方向驶去，我惆怅地问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在武汉彻底扎下根来，有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两室一厅外带厨房卫生间的房子。我顺着中山大道往长江上游走，目光不时与站在一家家商店门前的动人女子碰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我最清楚的一点便是，别去招惹那些漂亮的女子，免得到头来自己生自己的气。男人必须有漂亮的资本，才可以征服漂亮的女子。这条真理是武汉关的钟声，每天二十四小时，不管人是苏醒还是睡着了，都会按时在心头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