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杨兴准备军队德国化的时候，在北方，北洋军阀的皖直奉三派军阀矛盾愈演愈烈，最后晾成第一次皖直战争。
    而在南方，由于在护法战争中孙文为首的粤系与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以及川军与滇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也演变为一场内战。
    南北双方这场内战持续时间多不太长，但是影响极为深远。（每次读史，发现南北之间内战爆发时间非常吻合，看来双方都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自己的盟友）
    先谈谈皖直战争吧，在对待南方革命党，段祺瑞借助在一战时期以参战为名扩编的数万参战军为名，狂吹武力统一中国。而直系大将吴佩孚等人由于自己老家山东有可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深感南方不可剿，希望“罢战主和”。
    其次，段祺瑞在任职国务院总理期间，通过日本的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大举借外债。1917、1918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吉会铁路借款；吉黑金矿借款；满蒙四路借款；山东铁路借款；参战借款等。据统计，共计8项借款，借款总额达1亿4千5百万日元。
    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变相侵略灭亡中国的险恶阴谋。
    当然作为护法军政府的一员，杨兴可是对这些贷款一笔也不认的。
    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段祺瑞方才对日本步步退让，从而晾成五四运动。
    段祺瑞穷兵黩武，卖国行为，毫无疑问遭到世人唾骂。而同期吴佩孚与杨兴等爱国将领连连发表通电，反对段祺瑞卖国行为。
    最后，就是段祺瑞所控制的忠于自己的部队，在其亲信徐树铮的指挥下，以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
    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
    在这种情况下，皖直奉三大军阀矛盾愈演愈烈，在这年，3月份张作霖在奉天假借办寿的名义，4月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先后召集八省代表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积极备战，以消灭对方，从而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
    在开战之前，张作霖作为皖直双方调解代表参与会议，在吴佩孚坚持下，直系提出五条意见：会议通过调停政局5条：
    解散安福会；
    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复职；
    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
    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
    消边防军，改编后改归陆军部直辖。
    但是皖系坚持不能越过一个底线，那就是只能将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
    在7月1日，直系发布《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在文书中声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这个通电是很讲策略的。他们把矛头对准安福系和徐树铮，而摘除了“先进泰斗”段祺瑞和西北广大将士，以缩小打击面。
    希望将打击面由整个皖系缩小到安福系与徐树铮。
    在这种情况下，徐树铮等人认为张作霖在谈判过程中明天偏袒直系，在7月7号企图逼迫段祺瑞将张作霖扣留起来。
    但是段祺瑞感到张作霖曾经帮其多多，而面露不忍。
    要知道张作霖何等人物，从一个胡匪成为中国近代风云人物，从段祺瑞面上神色，当即判定有异，立即扭之大吉。如此张作霖在皖直战争中帮助直系，打击皖系。
    而在南方，孙文在第一次护法失败后，被迫从广州迁到上海租界写《建国方略》，南方军政府大权落入滇桂军阀手中，孙文即把希望寄托在陈炯明的粤军上面，以及杨兴所部的川军身上。
    毕竟由于杨兴已经公开就任护法军政府元帅，而拒绝接受桂系整出来的什么护法军总裁什么的。
    而人在上海租界的孙文也没有闲着，除了写书外，也在观察各方，准备东山再起。
    除此之外，孙文有点像东汉末年汉献帝，颇具人望。1919年，在苏俄陷于内战的情况下，皖系大将徐树铮率部收复外蒙古后，不但向北京北洋政府伪总统徐世昌报告，也电告人在上海当愚公的孙文。
    孙文当时回复：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作为名义上下属，在杨兴督率川军各部进入贵州，驱逐刘显世、袁祖铭，成立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杨兴就专门打电报给身在上海的孙文，将贵州省政府官员任命，将国民革命军组织架构，人员任命送给其批准。
    在去年川军进入贵州后，孙文为了驱逐盘踞在羊城的桂系军阀，让人在cd的章太炎以大元帅府秘书长的名义联络杨兴，要求陈炯明在闽粤军进攻在粤桂军的时候，杨兴率领在贵州国民革命军各部进攻河池，如此夹击桂军，以利于粤军收复在广东。
    陈炯明（1875－1933年），广东海丰人，清末秀才出身，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
    孙文一直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他把朱庆润的20营省长亲军交给陈率领，但该部队在广东受桂系排挤，只好向福建发展，称援闽粤军。
    至民国九年（1920年）已发展到2万余人，编为2个军，陈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许崇智为第2军军长。陆荣廷视其为心腹之患，因而极力想消灭之。
    当时杨兴以贵州山路崎岖，道路非常难走，再加上贵州初定，皖直军阀，唐继尧俯视在侧，以及若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国民革命军贸然进入广西，很可能遭到桂系、滇系、以及北洋军阀联合攻击，而加以拒绝。
    在皖直战争前，皖系滇系桂系军阀结成联盟，以对付孙文的粤军与杨兴的川军。
    现在皖直战争刚刚结束，直系需要时间消化皖系留下的庞大遗产，而在这个时候，那个陆荣廷，已经与皖系滇系军阀结盟，正率军进攻在闽的粤军。
    在云南，由于滇地贫寒，在连续在四川、贵州作战失败后，大量的滇军回到云南，以至于造成滇地兵满为患，很多部队不但军饷不能保证，而且粮食也难以得到保全。
    一些奸猾之徒，借机占山为王，成为土匪，为祸一方。
    但是唐继尧妄图巩固自己统治，全力保证嫡系部队待遇，对那些从四川退回的军队，不是想着吞并，就是解散，反正让其自身自灭，如此可以确保自己在滇地的绝对统治。
    此外，唐继尧以护国、护法为名，不但私自屯兵贩卖鸦片所获得的大量金钱，而且还在滇地大肆掠夺地方财产，居为己有，大兴土木，修建豪华住宿，简直是穷奢极欲，从而造成滇军矛盾激化。
    在几年前，唐继尧命令滇军进攻四川，遭到杨兴痛击后，士气一片低迷，唐继尧统治地位一度受到威胁。
    但是，在这个时候，唐继尧加强了对各地统治，对反对自己势力进行打压，在其淫威下，当时滇军才没有发生内乱。
    而经过二年多巩固自己地位，唐继尧为了摆脱自己不利局面，但是经济上受到杨兴围剿，在去年决定与皖系、袁祖铭勾结，控制贵州，希冀能够缓解手下对自己的不信任。
    谁知，杨兴率部突飞猛进，很快的配合黔军控制了贵州形势，并且将滇军势力彻底驱逐出贵州。
    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地位更为危险，各部对其纷纷不信任，唐继尧一直寻找机会，以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以缓解大家对自己的不信任。
    在北方皖直军阀矛盾深化之后，唐继尧分别派出使者去见皖系徐树铮，直系吴佩孚，桂系军阀陆荣廷，希望能够得到他们支持，在川滇战争中，以对自己进行军事支持。
    北洋之徐树铮、吴佩孚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西南军阀越乱，越利于自己未来武力统一中国，或者和平统一中国，因此对唐继尧的欣然表示同意。
    而川桂之间，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在两个满编师国民革命军进入贵州后，也感到巨大压力。
    更为重要的，杨兴以护法军政府元帅自居，根本不承认受自己控制的护法军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皖滇桂结盟就有了实质性意义。
    在去年国民革命军进入贵州的时候，陆荣廷就决定派兵进入贵州，但无奈国民革命军迅速击败袁祖铭部，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作罢。
    当即表示，只要唐继尧率部进入贵州，自己将派出两个师猛从河池出发，牢牢夹击在贵州的国民革命军。
    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决定攻下贵州，为云南烟土打开一条销路。
    但是，唐继尧的行为遭到手下反对，云南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和在昭通的旅长金汉鼎、纵队长杨蓁等人认为：唐继尧穷兵黩武，“广搜民财，大兴土木，穷奢极欲，浪费无度”，“私树党羽，不得人心”；云南“盗匪充斥，农工辍业，米珠薪桂，十室九空”，
    5月份顾品珍派出自己学生，川人朱玉阶将军赶到cd要求杨兴相助，共同倒唐。
    而在此时，章太炎也奉孙文之令与杨兴交涉，要求在陈炯明率领在闽粤军主力回师广东的时候，国民革命军能够出师桂北，牵制桂系主力。
    如此，对国民革命军，将面对三个凶狠的敌人，那就是根据《杨王密约》，在皖直战争中，国民军需要兵出川东，以牵制吴新光的长江上游司令部的两个师。
    兵出川北，以牵制皖系的陕甘大军。
    与孙文粤军同盟，夹击桂军。
    与顾品珍同盟，发动倒唐（唐继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