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时，在北方，拥戴袁世凯为皇帝的闹剧也在一幕幕上演。
    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
    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众赞成。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2600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烈”。文中说：“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固请袁世凯称帝。
    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这么看来，袁世凯称帝，当然是他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其他的，当时参议院，各省督军，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嘛？
    举国一致拥戴，明言反对者，就仅仅孙文等流亡在海外***人。
    暗中反对，就仅仅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等北洋势力。
    如此环境，即使是一个穿越人士，也难以把持得住啊。所以，梁启超等人行为十分可恶，要知道，其时他已经掌握了中国进步党，他也是中国进步党党魁，奈何不在参议院中反对呢？）
    在12月20号，原重庆军政府督军熊克武、民政厅长杨庶堪纷纷秘密回到重庆，被杨兴安排在宣慰使府后，当即商讨讨伐袁世凯。
    熊克武看起还是那样威武，其气势未因这两年流亡海外而有什么改变，至少外表上看起是这样。
    而杨庶堪确显得文质彬彬，待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是那样一丝不苟，远远看上去，如一个教师无二。
    熊克武、杨庶堪被引入密室后，杨兴显得有点尴尬，当即迎上去，一阵寒暄后，当即提出，两年前自己只是自保之策，实在不应鸠占鹊巢，现在熊将军与杨先生回来了，那么就请两位领导四川人民讨袁大业吧。”
    听到这里，整个会议室显得特别沉重，大家也彼此听到对方的呼吸声。
    而在这当口，朱三民、何二川、潘文华等人已经手摸到挂在腰间的枪套。
    本来心里有点不快，想不到杨兴居然先下手为强，自己一到竟然提出这个请求。虽然对杨兴不满，但一路下来，看到公路蜿蜒崎岖，看到道路上来来往往的自行车与汽车，听到那些自行车乃重庆自行车厂自己制造的。看到来来往往的轮船，以及看到拔地而起的现代厂房。这些，可是在沿海地区都没有的盛况啊。
    虽然不满，但毫无疑问，在这两年，杨兴让川东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更为重要的，现在讨袁大业方兴未艾，若是自己取代杨兴地位的话，不但所部定然不服，而且定会导致讨袁大业分裂，一听杨兴如此说，原来面部肌肉紧绷的熊克武大笑，随后摇摇手道：“征东老弟啊，万勿如此。两年前我部兵败，实在是大势如此，若不是老弟从北面南下，我第五师将士定会被袁军残杀殆尽，而老弟你率部进入渝州，至少保全第五师将士性命，可以说老弟你不但无罪，而且还有功。”
    杨庶堪现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整编的）四川主盟人兼任政治部副部长，要知道，在他们眼中，熊克武与自己不是同一个派系，熊克武是黄兴之南洋派，而自己这帮人是孙中山之嫡系。
    为了抗衡南洋派，他们可是早做打算，如果能够争取到杨兴，并且加以控制的话，这无论如何对革命党是一个非常好的鼓舞。
    但若是让熊克武掌握到权力，那对已经衰落的黄兴南洋派，就不好对付。
    想不到杨兴来这手，当即也出面拦住道：“征东啊，还是你干啊。只有你才能团结川东各军啊，况且这两年，川东建设颇有声色啊。表方兄，看我们保路运动几年，四川一寸铁路，一寸公路未建，想不到征东上任不到两年，重庆顺庆等地都建立起完善的公路网络。这一次返川，沿途看到数艘我川人的铁船，看到数辆我川人的卡车，看到数十家工厂，还以为在日本呢？”
    张澜也竖起手道：“征东啊，还是由你指挥吧，虽然你年轻，从事革命时间也没有熊将军等人长，但是这两年成就，还有谁因为你年轻而轻视与你。”
    卢师谛、张森楷、王瓒绪、程鹏、杨森、潘文华、乔毅夫、但懋辛、朱三民、何二川、吕超、石青阳等人纷纷请求杨兴不要推辞，领导大家干吧。
    既然大家一致推荐，杨兴也当仁不让，将这几天讨论的讨伐袁世凯方略拿出来后，熊克武、杨庶堪也没有提出意见，当即决定在婚礼这天宣布讨袁。
    会后，李家钰向杨兴报告同盟会四川成员在海外流亡情况。
    在流亡到日本后，孙中山与黄兴两人就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发生激烈争执，孙中山认为主要是因为黄兴不听领袖的，导致二次革命错失良机。
    而则认为，孙中山太盲动了，太不讲策略了。
    如此之下，两人关系不能调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革命党，要求所有成员向自己宣誓，绝对服从领袖。
    而黄兴毫无疑问的认为这个违背同盟会组织原则，再加上与孙中山发生激烈争执，坚决不从。随后流亡南洋，其支持者组建欧事研究会。
    而四川革命者，则分为两派，一派以熊克武为首的九人团，其成员包括熊克武、但懋辛、李蔚如、喻培棣、余际唐、张冲、吴秉均、刘光烈、龙光等九人，他们大多数在二次留学高潮的时候，留学日本，大多数厉行革命，与黄兴走得很近。
    如熊克武，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东京检讨过程中，先是被杨庶堪、谢持等人认为，从重庆府库中带出了10万大洋，要求充公。
    后来在孙中山建立革命党后，勉强加入革命党，但随后立马跑到南洋，成为南洋派。
    而以谢持、杨庶堪、卢师谛、黄复生、吕超等人为主，则成为实业派。在1905年，成立于四川大学。
    由于工作关系，这些人除了卢师谛、吕超外，多是秀才出生。也与孙中山走得很近。
    就像这次在东京，孙中山异常倚重谢持、杨庶堪、卢师谛等人。在这次革命党人在东京讨论的时候，谢持、杨庶堪就曾经将所有责任推给熊克武，并且遇人就宣称，熊克武从重庆带出10万大洋。
    这可在当时流亡海外，衣食无着的革命党人中引起轰动，大家纷纷要求熊克武将这个钱拿出啦，以作为革命经费。
    于是，大家在东京吵来吵去，势同水火，最后还以熊克武出走南洋而告终。
    在这次返回川省过程中，大家在香港相遇，卢师谛、石青阳等人无钱返回川省，这还是熊克武资助的。
    虽然资助归资助，但是石青阳等人根本不买账，党同伐异嘛，你是黄派，我是孙派，怎么能够和平相处呢？
    况且，更为重要的，这些本来是革命经费，不过被你熊锦帆据为己有而已。
    在历史上，熊克武好像掌握了川政，成为四川督军，杨庶堪成为四川省长，为了抗衡熊克武，杨庶堪要求孙中山将廖仲恺、蒋介石等人派来协助自己，但是在万县的时候，被熊克武等人所阻，廖仲恺等人没有能够进入四川。
    而且在蒋介石掌握广东政权后，熊克武率领残部逃往广东，被蒋介石所软禁于虎门炮台，从而逐步结束自己的政治、革命生涯。
    想到这里，杨兴不由得陷入一片苦思。
    如此看来，在自己阵营中，有自己为代表的四川四川陆军军校，由于自己特殊经历，横跨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小学，陆军军官学堂。
    这帮人充斥着军队各基层，为主要革命力量。
    由张澜为代表的本土爱国者，他们虽然没有那些所谓的革命者那样头头似道，但是为了革命，前仆后继，也是在所不辞的。
    就像在保路运动中，他们所表现出的勇气与决心，比那些所谓的革命者，在事情出来后，立马开溜，不论在人品还是其他方面，要高尚得多。
    最后就是所谓的革命者。
    追逐黄兴的九人团，他们主要是军事革命者，厉行革命实践，对孙中山不是绝对盲从。
    考虑到历史上黄兴即将在1916年挂掉，在这种情况下，对九人团，绝对可以拉拢使用。
    另外，就是实业团，他们对孙中山绝对服从，甚至盲从。考虑道历史上孙中山常常拍脑袋办事，这一派还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对这一排，要全力防备，对其骨干，如谢持，杨庶堪，要重点监控，防止尾大不掉。
    想明白这点后，杨兴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护国战争，更是有信心了。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12月23号，袁世凯在筹安会精心安排下，在北京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