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你的身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阴历八月已经过去，九月随着一阵一阵的秋风来到了北京。淡淡的云，红红的霞，高高的天空。北京的烤鸭有多香，北京的商场有多忙。满街人来人往，热闹异常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在这段凉爽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同钟表上紧的发条，昼夜不停地旋转。书桌上摆满了一大堆我已经撰写的文稿，一共10篇，全是散文随笔。也许感觉很有成就感，我的心一直沉醉在一种久违的胜利与自豪里。当然，这有点阿q精神，自慰。
    然而，按照？p洛伊德的意思，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幽暗的花园，这花园里惟一一间闪亮着光的木房子，它细小的光亮，照耀不到四周广袤的黑暗。说实在的，我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至今还一事无成。我写那几篇文章又算什么？周围的一切，还不是黑洞洞的？p洛伊德说得多好啊！
    好几天都不见我去公司了，杨小小很纳闷也很惦念。她拨打了钟离东的电话。
    “李湘辉呢？”
    钟离东开了个玩笑“他呀，回湖南去了。
    “是是吗”杨小小一颤，差点没握住话筒，眼泪差点滴了出来。
    钟离东感受到了她的震动，笑了“逗你的。他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不成，还说当自由撰稿人，搞几天写作。这不，这几天听他说写了10篇随笔。今天准备到一家小报去应聘晚上，你过来吧。”杨小小既不安又兴奋，眼泪又掉了出来。
    的确，对我这样不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总是会寻找机会的。干推销于我，也的确勉为其难。就是杨小小自己，在这家公司也快坐不住了。她那内向的性格不太适宜这项工作。尽管她兢兢业业，每月也才300元工资，老板这时不段发出要“劝退”她的信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了，让她回去。她心里像乱麻，乱急了。她很想找个人倾诉倾诉。
    我的确要去一象报社应聘了。当时我在华堂商厦推销的时候，有人在那儿放报纸，我要了一份。原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但已有10年创办历史的行业报纸，现在要改版。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他们急于招聘一批“有志英才加盟本报。”这不，为了扩大影响，这家报纸在北京各大商场免费发放试刊报样了。
    1994年的仲秋北京，街头很是热闹。每天除了堵车堵塞得水泄不通和各大商场喋喋不休地打商战外，就是铺天盖地包罗万象的广告和广告方式，报刊、电台、电视台和街头人行天桥、电线杆及公共厕所的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广告充斥着视野，灌满耳鼓。还有许多公司堂馆、民办学校等，干脆就印刷一些报样广告，派人直接在街头发放。有一个月，我接到手上的小广告纸，竟有几本书厚。像这样四开十六版的报纸，也不惜血本将报纸送人，为的就是“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
    我看了这家报纸的招聘启事，对他们要“招聘若干釆编人员”一项很感兴趣，虽然启事中强调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虽然仅是高中毕业，但我毕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要用自己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带来北京的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去敲开机遇的大门。
    那天，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赶，也顾不上去公司交差，当夜赶制了一份简历，并将文章和作协会员证全部复印了。第二天就匆匆赶到朝阳区来应聘了。
    接待我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是这家报社的人事部长。
    “你的身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我是外地来的”我似乎答非所问。我知道自己那个高中毕业证书是绝对不行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高学历的人实在冭多，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十有**是大学本科生。这个地方文化密集程度可以说是全国之冠，在全世界也久负盛名。相形之下，我算什么东西。
    人事部长不耐烦了：“证件，拿出你的证件来！”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一沓复印件的作品和省作协会员证。“您看，这些东西可以吗？”人事部长眼珠子可怕的一翻，说：“我现在可没功夫看这些！我要看的是身份证、毕业证和在京务工证！如果没有的话，等有了再来吧！”说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挥，叫下一位进来。
    我还没有机会拿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协会员证展示自己的才华，就灰溜溜地被轰了出来。我的计划全流产了。
    我很失望地走出报社。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一刻我的信心全都丧失了。“学历，学历！户口，户口！”我愤恨地自言自语。走到宣武门，看见新华社那高耸的灰玻璃大厦，我忽然有一种要想爬到那20多层楼顶再跳下来的冲动。我不承认自己的智商和工作能力比一些大学生差，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到那灰色大厦里去工作，只是我的运气太差。我少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多少年来，积淀的苦楚，使我有一种欲大哭一场的感觉。
    在这里，没有人会轻易承认我。他们不理解我。他们粗暴地拒绝了我。人事部长那双可怕的眼睛，在我的心里又闪了一下，令我打了寒颤。杨小小的笑脸就在这个时候浮现出来。我纪起了那天我和杨小小在街上见着的一幕。
    那天和杨小小信步走在大街上，我们看见新建大厦顶着巨幅的广告高耸入云，街上并行着轿车、摩托车、公共巴士，喧闹声依然嘈杂异常。这时，一个傻乎乎的女人从街口窜出来跑着、跳着、大笑着，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驻足回眸，有人视而不见。杨小小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就站在我们面前，前不久疯的，真可怜。”杨小小叹息着。
    “澳，难怪好些面熟，好像挺年轻。”我惊愕地说。隔一会儿，我好奇地问：“她是什么疯的，上次我看见时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疯了呢。”
    “听说她那男人喜欢‘修长城’，欠了一屁股债，后来又逼她去做‘鸡’，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离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锁在屋里，这样的折磨不疯也会气死。”杨小小幽默地说。
    我想到这里，喃喃地说：“我怕也要变成疯子啊！”便去拨杨小小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才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
    东方一笛一开始就不赞同我把兴趣转移到“新闻”上来的。他说：“新闻很无聊。你一旦塾悉这一行业，就会发现真的好无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题材抄来抄去，二是同行之间又那么犯忌我厌烦死了。真的，还不如闭门做学问，写小说当作家，或者出国混几年。”
    东方一笛讲到这里，又望了我一下，说：“你倒可以去北京的胡同旯旮里转转，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里倒还是有些真实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后在文化圈子里结识几个人，有人提携你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后一句，东方一笛强调的是我这样的人成材的“关键”是鼓励我去钻研人际关系学了。当然他说的有他的道理。
    可我却不以为然，这当然我也能从中感到他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到北京以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东方一笛这些年变了许多，有一种玩世不恭、傲视一切的神态。这次国庆45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他更把现在的中国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一味的歌舞升平盛世，中国人的忧患意识那儿去了？他似乎一副优国忧民的味道，对现实充满着悲观。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理想栖身之地。现在他在补课，在“充电”准备考托福，然后去美国或者欧洲箅了。然而，油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对于我，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尔后才有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征服北京。但总的说来，此时的我已经喜欢上北京了。
    只有钟离东对东方一笛的话漠然视之，从不评论。有几次，我要他发表“高论”他总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说的话也是小人物的话。”东方一笛也知道钟离东不喜欢他的“论调”便在这个时候把头扭过去，不看我们。
    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高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抽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
    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在这物欲横琉的时代，金钱与吞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
    但我明白，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高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交情，早已胜过了那份血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母亲还好。
    虽然，我不是说我母亲不好。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母亲去，干轻活时间长，挣的工分却少。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天忙碌于生产队的事，常常是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母亲独自一人承担了。母亲为了全家能填饱肚子，一有空就到家里的自留地里锄草、上猪粪。她琢磨着种些既长“头发”又生“蛋”的菜来帮助家里人充饥，如红薯、南瓜等。嫩绿的红薯殃、南瓜藤用来当菜吃；成熟的红薯、南瓜掺面蒸当饭吃有时为了给我们调口味，就把红署切成丁和米同时倒进沸水锅里煮成红薯粥，或把南瓜蒸熟后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母亲有个习惯，即饭菜做好以后，总要张罗一声：“你们先吃饭。”我们便吃饭，我奶奶这时便颤颤颠颠地走过来对我母亲说：“你快去吃饭，我来喂猪。”我母亲这时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饭菜。
    母亲把红署和南瓜视为家人的“救命菜”记得有一次，调皮的我到自留地里转悠，看见南瓜藤爬在红薯殃上，担心不利于红署生长，便四回家拿来镰刀，一袋烟工夫就结束了挂满灯泡时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内强的母亲，看见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脸上的平和顿时全消，眼泪潸然而下，埂咽着：“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菜’啊！”当我听了母亲这句发自肺腑的伤心话时，十分懊丧。
    母亲足是个持家能手。她精打细算，靠卖鸡蛋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靠积攒分分角角的钱换取油盐。母亲一生多磨难，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如今，母寄已近花甲。每当想到那满脸皱纹的母亲，心中总是不能平静。母亲啊，在你身上至今仍延续着中国的美德：尊老爱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母亲非常坚强。因为坚强，母亲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因为坚强，母亲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关爱有加，让我们苦中有乐。
    在我头脑里，一会儿是唐姨，一会儿是母亲，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叠映着我们无法说请对我来说她们谁对我来说占的份量大还是小，因为她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过去一向认为，我与杜鹃红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这个“介绍人”可以看得出，唐姨总觉得对不起我。
    我向唐姨解释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这样的话，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乐趣。面对我的固执，唐姨也只好默认，不提了。
    可如今，我受到了钱的诱惑。真的，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如果有钱，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学续读书，或者自己专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学但是，现在钱给我直接的概念是：为了生存！我现在是为自己谋生存而渴望钱了。
    我渴望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那样轻松，那样自在，我甚至怀疑自己这样活着值不值得。有时我也想像海子那样结束自己，这样的话我也许会一举成名。但我反而又想，这样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自己死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李湘辉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啊！
    我又想，人与人其实一生下来就不平等。你看，在钟离东他们公司，有一个北京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干，就因为父亲是高干，公司里接纳了他，让他专门守传达室，每月工资却2500多元，比钟离东这个正牌大学本科生毕业的还要高。我当初也憎恨这种现象，憎恨社会上许多不平的现象，总认为这是**。但憎恨也好，你说**也好又如何？并不因为有人憎恨，这些**现象就减少了，结果是反而增多了。这样一想，反倒理解东方一笛的情绪和牢骚了。
    是啊，在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来都是一样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只存在性别的差别而已。可是，因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后的人生舞台上，角色的扮演就大有区咧了。一个农民子弟，拚命地读书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户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奋斗的历程与艰辛因此却大大减少。临到大学毕业，择业时又因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同，同样的优秀人才却又有不同的遭遇
    城然，我还是赞同靠后天努力，靠自己奋斗而改变这才是公平的。于是我自已，也正开始这样的奋斗，这样的历程。
    我无精打采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溜达，满脑子胡思乱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天空中那几只游弋的风筝，似乎想要飘得更高更远，却因为身下有根线牵扯着，它的命运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飘动了。可恶！
    风筝的命运一旦掌握在人的手里，纵有更大的本领和抱负，也只能徒劳地挣扎。此时，我想起那家报社的那个人事部长，想起了那些只凭文凭和户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风筝？他们把握我的命运吗？我自己问自己。
    我一直围着**广场走，就那么走。究竟走了多少遍，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我又走到**城搂**像前。我站在**像前停顿了许久。随后，我随着缓缓的人群登上了**城楼。城楼上，我站在**当年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地方浮想联篇，**、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打下的江山如今是什么样子呢？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中国正在走向富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于是，我又豁然开朗了，便在城楼上特地购买了一个“**参观纪念”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湘辉于1994年某月某日某时登上**城楼。
    特发此证
    北京市人民政府**地区管理委员会
    从城楼上下来，我庄重地在**前留了个影。这时，两个外国人拦住了我，请我帮助他们照相。我接过他们的照相机，在镜中窥视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无聊的想法，于是把镜头往底下移动了一下，只对住他们的四只脚，按下快门。两个老外连用了两句生硬的中文“谢谢！谢谢！”后就离开了。我感到好笑，也好后悔。天知道底片冲洗出来后，他们会怎样大骂中国人的可恶，可恶之极！作弄了无辜的老外，我仿佛舒畅了一点。这才到故宫门前，在一家公用电话亭再次拨打了杨小小的电话。
    ［第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