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京海也论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曹南和吕华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舒晴注意到，他们没有一句话涉及到上边的政策，也都是按照彭长宜的思路展开的话题，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把责任推给政策。这一点，出乎舒晴的意料。
    其实，在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想有可能彭长宜会将这一切归于政策，归于上级的决定，但是他没有，他的同僚们也没有，这就说明他们是讲政治讲原则的人。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无数次深思熟虑过的，肯定也和自己一样，有过同样的困惑，这种困惑他们不可能像她一样说出来，他们不敢说，甚至不敢跟同僚们讨论，更不敢跟上级讨论了。她真切地感到了基层同志的伟大。想到这里，她由衷地说道：
    “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彭长宜笑了，看着她说：“刚才还对我们持怀疑的态度，现在又觉着我们了不起了？”
    舒晴怪嗔地看了彭长宜一眼，申辩道：“我没有对你们持怀疑态度。”
    “不是对我们，是对我们的工作持怀疑态度。”彭长宜纠正她的用词。
    舒晴不好意思地说道：“也不是，只是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点疑虑，就拿出来向彭书记请教了，怎么能说是怀疑呢？”
    彭长宜知道舒晴说的是真心话，就不想继续为难她，转了个话题，说道：“我听吕秘书长说你上午找我着，有什么事吗？”
    听彭长宜这样一说，曹南和寇京海知趣地走了出去，随后，吕华也拿起水壶，佯装去要水，也走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回避。
    舒晴一看，大家都走了出去，就说道：“哦，是这样，妇联徐主席找到我，想让我给女同胞们讲讲课，我因为不太了解市情，不知该讲什么好，就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否有这个必要。”
    彭长宜感觉舒晴是个谦虚的女孩子，她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看不起人，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学识而高高在上。就问道：“给女同胞们讲课？”
    “是的。”舒晴回答。
    彭长宜说道：“首先要明确给哪个层面上的女同胞讲课。是女干部，还是全市所有的妇女，还是女家属？”
    “女家属？”舒晴不解地问道。
    “是的，女家属就是目前干部们的女性家属们。”彭长宜解释着说：“不瞒你说，我在没离婚前，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能不能给女家属们讲讲课，讲讲怎样当好领导干部的家属，后来，唯恐这个话题遭到女权拥趸者们的轰炸，所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而且那个时候我人在三源，即便是三源搞这样的活动，我当时的家属也不可能到三源去听课，如果我家属不去听课，那么搞这个活动就对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舒晴问道：“你当时的家属为什么不可能去三源听课？”
    彭长宜说：“因为我不可能把她拘到三源，再说，路这么远，孩子还要上学，如果因为这个我家属这么兴师动众地去三源听课，我反而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反正种种原因吧，这个念头也就从脑中一闪而过了。”
    舒晴笑了，她说道：“看来，彭书记有这个想法也的确是想有的放矢。”
    彭长宜也笑了一下，他看着舒晴笑着露出的洁白牙齿，感觉她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意图，不然她不会笑得这么会心，就说道：“不瞒你说，我的确有私心。那个时候，我就从我的家庭中，看出了问题。领导家属，是领导干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筑牢固了，领导的安全系数就会高，就会少给领导找好多不必要的麻烦。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例子，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离婚了，再说这些就更不好了。”
    舒晴收住笑，认真地点点头，说道：“我保证。”
    彭长宜接着说道：“还是在我刚到三源的时候，当决定整顿矿山后，三源那些矿主们就开始钻到我家来了，我家属没有告诉我，就收下了礼物，当然还有现金。这期间我不说天天也差不多总是往家里打电话，但是我家属没有告诉过我，等我回来后，发现了这些礼物还有大量现金，才知道有人来我家了。幸好我家属记下了这些送礼的人名单。尽管后来这些礼物包括现金我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退了回去，但还是伤了一批人，无形中就把我置于这些人的对立面上来了”
    舒晴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什么是极其特殊方式退礼？”
    “特殊方式就是非正常的方式。”彭长宜说道：“我没有建廉洁账户，也没有把这些东西充公上交。你不是有钱送礼吗？那就送吧，你送多少，我就收多少，然后，一笔不拉地我都捐给了养老院，学校，包括单个资助贫困生。”
    “哦？”舒晴感兴趣地看着他。
    彭长宜又说道：“当然，我不是以我彭长宜的名义捐助的，如果那样的话，别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我是一点撤都没有，我做得比较实在，我是以送礼人的名义捐助的，知情范围只有秘书和秘书长两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样，既保住了送礼人的面子，也保住了我自己的清白。”
    “这个办法好，看来，如果想退礼，是怎么都能退回去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心想退？”舒晴说道。
    “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彭长宜说道：“不过首先声明，我彭长宜这么多年也不是绝对的一清二白，事实上别说我，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那么一清二白，但最起码这种时候的钱财我是一点都不敢沾的。我私下就跟个别人说过，我说，我很在乎这个小芝麻官，别看官不大，却是我们家祖宗八辈的坟上冒青烟的结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乌纱帽，说白了就是有官瘾，不想因为自己的私欲弄丢了它，我说还指着这顶乌纱帽过活呢，想把这个官当得长久一些。你今天给我送礼，我就认为你没按好心，就是想买我这顶官帽子，对于爱官如命的我来说，这就跟要我命差不多，你说，对这样的人送的礼，我能要吗？不但不能要，还会把你当做仇敌。”
    彭长宜说的很真诚，没有半点的矫情和炫耀：“所以，话还是回到开头我说的那层意思，假如当初我家属打电话告诉我，我就会及时教给她怎么做，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热心捐助’的好心人了。我家属不告诉我的心思我也明白，肯定是舍不得退回去，再有，面对这些送礼的人她也是估量不足。人家既然想送，就会想尽办法让你收下，就不会把礼物带回去。尽管我家属有私心，但她还是用心记下了送礼人的姓名单位，因为她必须对我要有个交代，不然，我就真的没办法以这些人的名义捐赠了。当然，我在后来就给她补上了这一课，给她讲了怎样拒绝他们。其实，作为领导人的家属，要比领导者本人拒礼更有理由，真的。”
    说道这里，彭长宜加重了语气：“只要把家门关严就会少许多麻烦的。所以，如果要是你能给家属们讲讲这样的课，我想会对每个干部的仕途大有好处的。还有，光自己做到拒礼还不行，还要从孩子、从家庭利益这个角度去规劝自己的丈夫，要时刻敲警钟，千万不能对这些买你官帽子的人大开方便之门，那样的话，就真的完了。去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批捕的徐炳松，在事后写过一篇忏悔录，他说：像我们这些当官的，也得到巨大好处，老伴、儿子、儿媳，全家都有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尽管组织上规定的待遇并不高，但实际上住房、坐车、医疗、吃饭及其他活动交往等等，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很多很多。但不容置疑，我确实在贪被捕后，顷刻之间，我的一切全然发生了改变，巨大的落差使我思绪万千，痛苦异常，我想起了过去创业的艰辛，岁月的磨难等等，说真的，他的话对我有非常的触动，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有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不同的是，他是监狱里反省时想到的，我却是在自由空间里这样想的。我的一位老领导常告诫我说，细水长流，不用说别的，就是职务上的一些实惠就够我们享受的了，要是再贪的话真的就是不知足，就是找死了。但光是领导个人有这样的认识还不行，对家属也要经常这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少犯错误，才能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所以我说你应该给这些干部家属讲讲课，就讲怎么当好领导的后盾，当然不光包括拒腐，也包括支持、理解丈夫们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