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即将来临，母亲穿起了她的婆婆上官吕氏的蓝缎子棉袄。这棉袄本是上官吕氏六十岁生日那天请村里四个子孙满堂的老女人帮忙缝制的寿衣，现在却成了母亲的冬服。母亲在棉衣前襟正对着双乳处剪出了两个圆洞，让双乳裸露出来，便于我随时享用。在令我愤怒的秋天里，母亲的双乳惨遭蹂躏，马洛亚牧师跳楼身亡，但灾难总会过去，真正的好乳房是永远毁坏不了的，它们像某种人永远年轻，它们像大松树郁郁葱葱。为了遮人眼目，更为了防止寒风侵入，使乳汁保持一定的温度，母亲在棉衣圆洞的上方缝上了两块红布，她创造性地给乳房挂上了红门帘。母亲的创造，变成了传统，这种哺乳服，至今还在大栏市流行，只不过那洞开得更圆，那门帘的质地更柔软，并且刺绣着艳丽的花朵。
    我的越冬服装是一个用耐扯耐踹的小帆布缝制成的厚厚的棉口袋，袋口可以用带子扎紧，袋腰上缝着两根结实的襻带，束在母亲的双乳下，母亲为我哺乳时，收紧腹肌，把袋子一转，我便到了她的胸前。在袋子里，改立姿为跪姿，我的脑袋便齐着了她的胸脯，我把头往右一歪，便叼住了她左边的乳头；我把头往左边一歪，便叼住了她右边的乳头。这是真正的左右逢源；但这棉口袋也有不足：它束缚了我的双手，使我无法像我习惯的那样，嘴叼着一个奶头时，用手卫护着另一个奶头。八姐的吃奶权已被我彻底剥夺了，只要她接近母亲的乳房，我便手抓脚踹，整得这个瞎女孩哭声不断。她现在靠喝粥生活。对此姐姐们极为不满。
    在这个漫长的严冬里，我的吃奶过程被惶惶不安的情绪笼罩着，当我的嘴衔住左边的奶头时；我的精神却贯注在右边的奶头上，我总感到会有一只毛茸茸的手突然伸进圆洞，把那只暂时闲置的乳房揪走。在这种焦虑心情的支配下，我频繁地更换着奶头，刚把左边这个吸出汁液，立刻便移到右边去，右边这个刚刚开启闸门，又迅速移嘴到左边。母亲大惑不解地看着我，看到我吃左望右的眼睛，她立刻猜透了我的心思。她用凉森森的嘴唇吻吻我的脸，悄悄地对我说：金童，我的宝贝儿，娘的奶只给你一人吃，谁也抢不去。母亲的话减轻了我的焦虑，但我并不是完全地放了心，因为我觉得那些长茸毛的手就在母亲的身旁等待机会。
    下小雪那天上午，母亲穿上她的哺乳服，背着缩在暖洋洋的布袋中的我，指挥着我的姐姐们，往地窖里搬运着红皮大萝卜。我不关心萝卜来自何处，只关心萝卜的形状，它们的尖尖的头顶和猛然膨胀起的根部，使我想起了乳房。从此，除了油光闪烁的宝葫芦、除了洁白光滑的小白鸽，又添上了通红的大萝卜，它们各有各的色彩、神态、温度，都与乳房有相似之处，都成为不同季节、不同心情下的乳房的象征物。
    天空晴一阵阴一阵，小雪花飘一阵停一阵。姐姐们穿着单薄的衣裳，在料峭的小北风中瑟缩着脖子。大姐负责往筐里捡萝卜，二姐和三姐负责抬筐里的萝卜，四姐和五姐蹲在地窖里摆放萝卜，六姐和七姐独立行动。八姐没有劳动能力，一个人坐在炕上沉思。六姐每次提四个萝卜，从萝卜堆到地窖口。七姐每次提两个萝卜，从萝卜堆到地窖口。母亲背着我在地窖和萝卜堆之间来回巡视，发布着命令，批评着各种错误，表达着各种感慨。母亲的所有命令，都是为了提高工作进度。母亲的所有批评，都是为了改进工作方法，保护萝卜们的健康，使它们平安越冬。母亲的所有感慨，都在表达一个中心思想：生活艰难，必须奋力工作，才能熬过严冬。对母亲的所有命令，姐姐们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对母亲的所有批评，姐姐们采取了不满的态度。对母亲的所有感慨，姐姐们采取了麻木的态度。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家院子里，为什么突然出现了那么多的萝卜；我后来才明白，母亲在那年冬天里，为什么要储藏那么多萝卜。
    搬运工作即将结束，地上还留着十几个形状不规则、像畸形乳房一样的小萝卜。母亲在地窖口跪下，弯下腰，伸出长臂，把地窖里的上官想弟和上官盼弟拉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两次倾斜着倒立，从母亲的胳肢窝里看到在淡漠的灰白阳光里飘飘扬扬的小雪花。最后，母亲搬起一个破水瓮——瓮里塞满破棉絮和谷子壳——堵住了地窖的圆口。姐姐们排成一字队形，贴着墙站在房檐下，仿佛霍等待着新的命令。母亲又一次发感慨：“让我用什么给你们做棉衣呢？”三姐上官领弟道：“用棉花，用布匹。”母亲道：“这也用你来说？我说的是钱，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二姐上官招弟有些不满地说：“把黑驴和小骡子卖了吧。”母亲抢白道：“卖了黑驴和骡子，明年开春，用什么种地？”
    大姐上官来弟始终保持着沉默，母亲扫了她一眼，她的头便低垂下去。母亲忧虑地看着她，说：“明天，你和招弟，把小骡子牵到骡马市上去卖了吧。”五姐上官盼弟尖着嗓门说：“它还吃奶呢。我们为什么不卖麦子？我们有那么多麦子。”
    母亲往东厢房扫了一眼，厢房的门虚掩着，窗前的一根铁丝上晾晒着鸟枪队长沙月亮的一双布袜子。
    小骡子蹦蹦跳跳地跑到了院子里，它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与我一样，也是雄性。我只能站在母亲背着的棉布口袋里，它已经长得像它妈妈一样高了。“就这样吧，明天卖了它。”母亲说着，往屋里走去。这时，从我们身后，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唤：“干娘！”
    失踪三天的沙月亮，牵着他的黑驴，重回我家院子。他的驴背上，驮着两个鼓胀的紫花大包袱，包袱的缝里，露出花花绿绿的颜色。“干娘！”他又亲切地叫了一声。母亲回转身，望着这个歪肩膀男人黑瘦的脸上那别别扭扭的笑容，用坚定的口吻说：“沙队长，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你的干娘。”沙月亮不屈不挠地笑着说：“不是干娘，胜过干娘，您瞧不上我，我对您可是有一大片孝心。”说着，他喊来两个鸟枪队员，吩咐他们从驴背上卸下包袱，牵驴去教堂喂养。母亲仇恨地盯着那黑叫驴，我也仇恨地盯着黑叫驴。它翕动着鼻孔，嗅着我家黑母驴从西厢房里放出来的味道。
    沙月亮解开一只大包袱，抖出一件狐狸皮大衣，举起来，在小雪花中炫耀着，它放出的热量把雪花融化在距它一米之外。“干娘，”沙月亮举着大衣向母亲靠近“干娘，这是儿子的一点孝心。”母亲急急忙忙地躲闪着，但还是无法逃避狐裘加身的结局。我的眼前一片昏暗，狐皮的臊气和樟脑刺鼻的臭气几乎窒息了我。
    等我重见光明时，发现院子里成了动物世界：大姐上官来弟披着一件紫貂皮大衣，脖子上还围着一只双眼发光的狐狸。二姐上官招弟披着一件鼠狼皮大衣。
    三姐上官领弟披着一件黑熊皮大衣。四姐上官想弟披着一件苍黄狍子皮大衣。
    五姐上官盼弟披着一件花狗皮大衣。六姐上官念弟披着一件绵羊皮大衣。七姐上官求弟披着一件白兔皮大衣。母亲的狐狸皮大衣躺在地上。母亲大声说：“都给我脱下来，脱下来！”姐姐们似乎没听见母亲的话，她们的头在皮领子里转来转去，她们的手彼此抚摸着身上的皮毛，从她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她们都沉浸在温暖里惊喜，都在惊喜中感到温暖。母亲的身体颤抖着，软弱无力地说：“你们都聋了吗？”
    沙月亮从包袱里抖出最后两件小皮袄，用手轻轻抚着那看上去像绸缎一样光滑、棕红色中长着黑色斑点的皮毛，激动地说：“干娘，这是猞猁皮，高密东北乡方圆百里，只有两只猞猁。耿老栓父子俩费了三年工夫才抓到了它们，这是那只公猞猁的皮，这是那只母猞猁的皮。你们见过猞猁吗？”他的目光扫了一圈皮毛灿烂的姐姐们问，姐姐们都不回答，他便自问自答，像一个小学教员，向他的学生们宣讲有关猞猁的知识“猞猁，像猫比猫大，像豹比豹小，会爬树，会游泳，一跳能有一丈高，可以捉住在树梢上飞行的小鸟。这东西，精灵一样。高密东北乡这两只猞猁，生活在乱葬岗子里，逮到它们比登天还难，但终于逮到了。干娘，这两件猞猁皮袄，是我送给金童兄弟和玉女妹妹的礼物。”他说着，把会爬树、会游泳、一跳能有一丈高的猞猁皮小袄放在母亲的臂弯里。然后他弯下腰去，从地上捡起那件火红狐狸皮袄，抖抖，也放在母亲臂弯里，令人感动地说：“干娘，给点面子吧。”
    当天晚上，母亲插上了正房门闩，把大姐上官来弟叫进我们的房间。母亲把我放在炕头上，和玉女并排着。我伸出爪子抓了一下她的脸，她哭着退缩到炕角上去了。母亲顾不上管我们，她返身又插上房门的门闩。大姐穿着她的紫貂皮大衣，围着她的狐狸，拘谨但又有几分高傲地站在炕前。母亲骗腿上炕，从脑后拔下一根钗子，拨掉了灯花结，让灯光明亮起来。母亲正襟危坐，嘲讽地说：“大小姐，坐下吧，不要怕弄脏你的皮毛大衣。”大姐脸上发了红，她噘着嘴，赌气地坐在炕前的方凳上。她的狐狸在她的脖子上翘起奸滑的下巴，两只眼睛放出绿油油的光芒。
    院子里是沙月亮的世界。自从他进驻东厢房后，我家的大门就从没关严过。
    今天晚上，东厢房里更是热闹非凡，又白又亮的瓦斯灯光，透过窗纸，把院子照得通亮，雪花在灯影里飞舞。院子里脚步杂沓，大门咣啷咣啷地响着，胡同里响着一串串清脆的驴蹄声。厢房里，男人们的笑声响亮又粗野，三桃园呀，五魁首呀，七朵梅花八匹马呀，他们在猜拳行令。鱼、肉的香味使我的六个姐姐齐集在东间屋的窗户上，馋涎欲滴。母亲目光如电，逼视着大姐。大姐倔强地与母亲对视着，眼光相碰，溅出蓝色的火花。
    “你是怎么想的？”母亲威严地问。
    大姐抚摸着狐狸蓬松的尾巴，反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母亲道：“别给我装糊涂。”
    大姐道：“娘，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母亲换了一副悲哀的腔调，说：“来弟呀，你们姊妹九人，你是老大。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娘就没有指靠了。”
    大姐猛地站起来，用从没使用过的激奋腔调说：“娘，您还要我怎么样？您心里装着的只有金童，我们这些女儿，在您心里，只怕连泡狗屎都不如！”
    母亲说：“来弟，你别给我岔杈儿，金童是金子，你们起码也是银子，怎么会连狗屎都不如呢？今儿个，咱娘俩打开窗户说亮话吧，那姓沙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肠，我看他在打你的主意。”
    大姐低下头，抚弄着狐狸尾巴，眼睛里进出几滴亮晶晶的泪珠，她说：“娘，能嫁给这样一个人，我就知足了。”
    母亲像被电击了一下，说：“来弟，你无论嫁给谁，娘都答应，就是不能嫁给这姓沙的。”
    大姐问：“为什么？”
    母亲说：“不为什么。”
    大姐用恶狠狠的、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口吻说：“我给你们上官家当牛做马，受够了！”
    她的尖利的声音吓了母亲一跳。母亲用审慎的目光看着大姐因为愤怒涨红了的脸，又看看她紧紧攥着狐狸尾巴的手。母亲的手在我身边摸索着，摸到一个扫炕的笤帚疙瘩，高高地举起来，气急败坏地说：“反了你啦，反了你啦，看我不打死你！”
    母亲纵身跳下炕，举起笤帚，对着大姐的头就要抡下去。大姐抻着头，没有逃避也没有反抗。母亲的手僵在空中，等落下去时，已经软弱无力。她扔掉笤帚，揽住了大姐的脖子，哭着说：“来弟，咱跟那姓沙的，不是一路人，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跳”
    大姐也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她们终于哭够了，母亲用手背擦去大姐脸上的泪，哀求道：“来弟，你答应娘，不跟那姓沙的来往。”
    大姐却坚定地说：“娘，您就遂我的心愿吧。我也是为了家里好。”大姐的目光斜了一下那件摆在炕上的狐狸皮大衣和那两件猞猁皮小袄。
    母亲也坚定地说：“明天，都给我把这些东西脱下来。”
    大姐说：“你难道忍心看着我们姊妹冻死？！”
    母亲说：“这个该死的皮毛贩子。”
    大姐拔开门闩，头也不回地向她的房间走去。
    母亲有气无力地坐在炕沿上，从她的胸膛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这时，沙月亮拖拖沓沓的脚步声到了窗前，他的舌头发硬，嘴唇也不灵活。
    他一定想温柔地敲敲窗棂，用委婉的腔调与母亲商讨他的婚姻大事，但酒精麻醉了他的中枢神经，使他的动作与愿望相违。他打得我家的窗户哐哐响，并且还打破了窗户纸，让院子里的冷风透进来，让他嘴里的酒臭喷进来。他用令人厌恶同时又令人开心的醉鬼腔调大吼了一声：“娘——！”
    母亲从炕沿上跳起来，愣了片刻，又蹿上炕，把我从靠近窗户的炕角拖过来。
    沙月亮说：“娘，我跟来弟的婚事啥时办呢我可是有点等不及了”
    母亲咬着牙齿说：“姓沙的，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去吧！”
    沙月亮说：“你说啥？”
    母亲大声吆喝着：“你做梦！”
    沙月亮像突然醒了酒，口齿清楚地说：“干娘，我姓沙的还从来没有低声下气地求过谁。”
    母亲说：“没人要你求我。”
    沙月亮冷笑道：“干娘，我沙月亮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母亲说：“那你除非先把我杀了。”
    沙月亮笑道：“我既然要娶你女儿，怎么能杀老丈母娘？”
    母亲说：“那你就永远娶不到我女儿了。”
    沙月亮笑道：“闺女大了，娘做不了主，老丈母娘，咱们走着瞧吧。”
    沙月亮笑着，走到东窗户前，捅破窗户纸，把一大把糖果撒进去，他大声吆喝着：“小姨子们，吃糖，有你们沙姐夫我在，你们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
    这一夜，沙月亮没有睡觉，他在院子里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大声地咳嗽，一会儿吹口哨。他的口哨吹得极为出色，能摹仿出十几种鸟儿的叫声，除了咳嗽、吹口哨外，他还把嗓门放到最大程度，演唱着古老的戏曲和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
    他时而在开封府大堂上怒铡陈世美，时而又举起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为了防御这个醉酒的、恋爱受到障碍的抗日英雄破门而人，母亲在门上加了顶杠，加了顶杠还不放心，又把风箱、衣柜、破砖头等等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垒在门后。
    她把我装进口袋背起来，手提着一把菜刀，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从东间屋走到西间屋，又从西间屋走到东间屋。姐姐们谁也没脱皮毛大衣，她们簇拥在一起，鼻子尖上挂着汗珠，在沙月亮制造出的复杂音响里呼呼大睡。七姐上官求弟的口水濡湿了二姐上官招弟的黄鼠狼皮大衣，六姐上官念弟像羊羔一样偎依在黑熊三姐上官领弟的怀抱里。现在想起来。母亲和沙月亮的斗争，从一开始就输定了。沙月亮用动物的皮毛驯服了我的姐姐们，在我家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母亲失去了群众，成了孤独的战士。
    第二天，母亲背着我，飞一样跑到樊三大爷家，向他简单说明：为了报答孙大姑接生之恩，要把上官来弟许配给孙家大哑巴——那位手持软刀与乌鸦奋战的英雄——为妻，说好了头天定婚，第二天过嫁妆，第三天便是婚礼。樊三大爷懵头懵脑地看着母亲。母亲说：“大叔，详情莫问，谢大媒的酒我给您预备好了。”樊三大爷道：“这可是倒提媒。”母亲说：“是倒提媒。”樊三大爷道：“为什么呢？”母亲说：“大叔，别问了。你让哑巴中午就去我家送订婚礼。”樊三大爷道：“他家里有什么呢？”母亲道：“有什么算什么。”
    我们跑回家。一路上母亲心惊肉跳，忧虑重重。母亲的预感非常正确。我们一进院子，就看到一群动物在唱歌跳舞。有黄鼠狼、有黑熊、有狍子、有花狗、有绵羊、有白兔，惟独不见紫貂。紫貂脖子上缠着狐狸，坐在东厢房的麦子堆上，专注地看着鸟枪队长。鸟枪队长坐在地铺上，擦拭着他的葫芦和鸟枪。
    母亲把上官来弟从麦子堆上拖起来，冷冷地对沙月亮说：“沙队长，她是有主的人啦。你们抗日的队伍，总不能勾引有夫之妇吧？”
    沙月亮平静地说：“这还用得着您说吗？”
    母亲把大姐拖出了东厢房。
    中午时分，孙家大哑巴提着一只野兔来到我家。他穿着一件小棉袄，下露肚皮上露脖子，两只粗胳膊也露出半截。棉袄的扣子全掉了，所以他拦腰捆着一根麻绳子。他对着母亲点头哈腰，脸上挂着愚蠢的笑容。他双手捧着兔子，献到母亲面前。陪同大哑巴前来的樊三大爷说：“上官寿喜屋里的，我按你的吩咐办了。”
    母亲看着那只嘴角上还滴着新鲜血液的野兔子，愣了好半天。
    “大叔，今晌午您别走了，他也别走了，”母亲指指孙家大哑巴说“红萝卜炖兔肉，就算给孩子订婚了。”
    东间屋里，上官来弟的嚎哭声突然爆发。她开始时的哭声像一个女孩子，尖利而幼稚，几分钟后，她的哭声变得粗犷嘶哑，还夹杂着一些可怕而肮脏的骂人话。十几分钟后，她的哭声就变成了干巴巴的嚎叫。
    上官来弟坐在东间炕前的脏土上，忘记了珍惜身上宝贵的皮毛。她瞪着眼，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大张着，像一口枯井，干嚎声就从那枯井里持续不断地冒出来。我的那六个姐姐，低声啜泣着，泪珠子在熊皮上滚动，在狍皮上跳跃，在黄鼠狼皮上闪烁，把绵羊皮漏湿，使兔子皮肮脏。
    樊三大爷往东屋里一探头，像突然见了鬼，目光发直，嘴唇打哆嗦。他倒退着出了我家屋子，跌跌撞撞地跑走了。
    孙家大哑巴站在我家堂屋里，转动着脑袋，好奇地东张西望。他的脸上，除了能表现出愚蠢的笑容外，还能表现出深不可测的沉思默想，表现出化石般的荒凉，表现出麻木的哀痛。后来我还看到他表达愤怒时脸部可怕的表情。
    母亲用一根细铁丝贯穿了野兔的嘴，把它悬挂在堂屋的门框上。大姐吼出的恐怖她充耳不闻；哑巴脸上的古怪她视而不见。她拿着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笨拙地开剥兔皮。沙月亮背着鸟枪从东厢房里走出来。母亲没有回头，冷冷地说：“沙队长，我家大女儿今日订婚，这只野兔子便是聘礼。”
    沙月亮笑道：“好重的礼。”
    “她今日定婚，明日过嫁妆，后日结婚，”母亲在兔子头上砍了一刀，回转身，盯着沙月亮，说“别忘了来喝喜酒！”
    “忘不了，”沙月亮说“绝对忘不了。”说完，他就背着鸟枪，吹着响亮的口哨，走出了我家家门。
    母亲继续开剥兔皮，但分明已失去了任何兴趣。她把野兔子留在门框上，背着我进了屋。母亲大声说：“来弟，无仇不结母子？无恩不结母子——你恨我吧！”说完这句凶巴巴的话，她无声地哭起来。母亲流着泪，肩膀耸着，开始剁萝卜。咔嚓一刀下去，萝卜裂成两半，露出白得有些发青的瓤儿。咔嚓又是一刀，萝卜、变成四半。咔嚓咔嚓咔嚓，母亲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夸张。案上的萝卜粉身碎骨。母亲把刀又一次高高举起，落下来时却轻飘飘的。菜刀从她手里脱落，掉在破碎的萝卜上。屋子里洋溢着辛辣的萝卜气息。
    孙家大哑巴翘起大拇指，表示着他对母亲的敬佩。他嘴里吐出一些短促的音节，辅助着拇指表示他对母亲的敬佩。母亲用袄袖子沾沾眼睛，对哑巴说：“你走吧。”哑巴挥舞着胳膊，用脚踢着虚空。母亲抬高了嗓门，指指他家的方向，大声喊：“你走吧，我让你走！”
    哑巴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他对着我扮了一个顽童般的鬼脸，肿胀的上唇上的小胡子像一抹绿色的油彩。他准确地摹仿了爬树的动作，又准确地摹仿了鸟儿飞翔的动作，然后，仿佛手攥着一只扑扑楞楞的小鸟，他笑了，指指我，又指指自己的心窝窝。
    母亲又一次指指他家的方向。他愣了一下，会意地点点头，然后跪下，对着母亲——母亲抽身闪开——于是他对着案板上的萝卜块儿，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得意洋洋地走了。
    夜里，疲倦已极的母亲沉沉睡去，等她醒来时，发现院子里的梧桐树上、香椿树上、杏树上，挂着一片肥大的野兔子，宛如树上结了奇异的果实。
    母亲手扶着门框，慢慢地坐在门槛上。
    十八岁的上官来弟穿着她的紫貂皮大衣，围着她的红狐狸，跟着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跑了。那几十只野兔子是沙月亮献给我母亲的聘礼，也是他向我母亲牛皮哄哄的示威。大姐私奔，二姐三姐四姐当了同谋。事情发生在后半夜：母亲疲倦的鼾声响起时，五姐六姐七姐也进入梦乡。二姐起身，赤脚下地，摸索着挪开了母亲在门后筑成的壁垒，三姐和四姐拉开了两扇门。傍晚时，沙月亮就在门臼里倒上了枪油，所以门扇在无声中开启。在后半夜的凄冷月光中，姐妹们搂抱着道别。沙月亮望着树枝上的兔子窃笑。
    第三天是哑巴和大姐完婚的日子。母亲沉静地坐在炕上缝补衣裳。将近中午时，终于等待不下去的哑巴来了。他用动作和表情跟母亲要人。母亲下了炕，走到院子里，指了指东厢房，又指了指依然悬挂在树上那些已经冻得硬梆梆的野兔子。母亲什么也没说，哑巴就完全明白了。
    黄昏时分，我们一家坐在炕上吃萝卜片喝麦面粥，忽听到大门被擂得山响。
    到西厢房喂上官吕氏吃饭的二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娘，坏了事了，哑巴兄弟们来了，还带着一群狗。”姐姐们惊慌不安。母亲稳如磨盘。她用汤匙喂饱了八姐玉女，然后就咯咯吱吱地嚼起萝卜片来。她的神情安详得宛如一只怀孕的母兔。大门外的喧闹突然安静了。约摸过了抽袋烟工夫，三条红光闪闪的黑影，从我家低矮的南墙头上翻了过来。孙家的哑巴三兄弟来了。跟着他们进院的，还有三条像抹了荤油一样光滑的黑狗。它们如三道黑色的虹，从墙头上滑进来，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在深红的暮色里，哑巴们和他们的狗凝固了片刻，宛如一组雕塑。大哑巴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缅甸软刀。二哑巴拄着一把青蓝的腰刀。
    三哑巴拖着一柄红锈斑驳的大朴刀。他们的肩膀上，都斜挎着一个蓝布白花的小包袱，好像要出门远行。姐姐们吓得屏住了呼吸，母亲却泰然自若地、呼噜呼噜地喝粥。突然，大哑巴吼了一声，二哑巴和三哑巴也跟着吼，他们的狗也跟着吼。人口里和狗嘴里喷出的唾沫星儿像闪闪的小虫，在暮色里飞舞。接下来，哑巴们进行了刀法表演，就像麦田葬礼那天他们与乌鸦大战那样。在那个遥远初冬的黄昏，我家院子里刀光闪闪，三个像猎狗一样矫健的男人，不断地往上蹿跳着，尽量地舒展开钢板一样的身体，把悬挂在树枝上的几十只野兔子砍得七零八落。他们的狗兴奋地咆哮着，晃动着庞大的脑袋，把残破的野兔尸体咬住，然后像飞碟一样甩出去。他们折腾够了，脸上显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我家的院子，成了野兔子的碎尸场。有几只兔子头，孤零零地挂在树枝上，宛如遗留的风干果实。哑巴们带着狗们，耀武扬威地在院子里走了几圈，然后，像来时一样，飞燕般掠过墙头，消逝在昏天晦气里。
    母亲捧着粥碗，浅浅地笑着。这个富有特色的笑容，深刻在我们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