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意的思想里,不是自己的同志,那就是自己的敌人,她不相信不同阵营里会有自己的朋友和盟友。
孙夫人是怎么回事,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先生又是怎么回事,安意并不了解,也不愿意去问董先生。
她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帮助和热心,如果有人这样做,而且是长期这样做,那就说明这个人有非常大的图谋,是在钓大鱼。
这就是她对路鸣的分析和判断,非常简单,也很直接。
“你怎么不说话啊,哑巴了吗?还是我说得对,是吧?”安意得意道。
董先生一脸的迷茫和痛苦,默默烧了壶水,开始冲泡咖啡,他的动作看上去跟机器人差不多,生硬得很。
安意坐在桌子前,看着董先生喝着浓香的咖啡、吸着带有金边的三五牌香烟的样子,心里不由一阵绞痛。
在她看来,董先生经不住诱惑,已经彻底被路鸣腐蚀,变成了一个堕落分子,贪图物质享受,革命意志薄弱,这可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啊。
在上海、武汉、广州这样的繁华大都市做地下工作,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能不能抵御住大都市的繁华和物质享受。
如果被大都市的繁华迷花了眼,贪图享受或者抵御不住女人的诱惑,那就意味着腐化堕落了,随时有可能会叛变投敌。
地下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这也是安意再三反对董先生和路鸣来往的原因。
大叛徒顾顺章是最生动的反面教材,他就是贪图物质享受和女色,在汉口变着法子弄钱,结果暴露了自己,被敌人抓获,马上就叛变投敌了。
顾顺章掌握着地下党的高度机密,他的叛变,几乎毁掉了整个中央特科,包括武汉和上海、广州的整个地下党组织。
可以说,他的叛变投敌是中-共地下党史上最大的污点。
董先生隐蔽在上海,所掌握的机密并不亚于当初的顾顺章,他是总部和上海地下党联系的秘密通道和枢纽。
如果董先生被敌人拉拢过去,对上海地下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甚至就连总部都要受到波及,许多党的机密情报都会落到敌人手里。
安意暗暗下定决心,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她会毫不犹豫打死董先生,然后再自杀。
决不能让敌人从董先生的嘴里得到半句有用的信息。
想到这些,安意的心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路鸣回到自己的房间,马上拿起电话,他先是给张子扬打电话,要第六分局萧局长的电话。
“你找他有什么事?”张子扬以为又出了什么岔子。
“我忽然想起点事,找他问一下。”路鸣简洁说道。
张子扬没多问,直接给了他第六分局局长办公室的电话。
路鸣打过去,萧局长接的电话,一听是路鸣打来的,感到一丝不妙,声音里立马充满了讨好和畏惧。
“路少爷,您有什么指示?”
“指示不敢当,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你们把我表姐抓进去时,是不是给她拍照了?”路鸣问道。
“这个……好像是……拍了吧。”萧局长吞吞吐吐道。
“别好像,究竟拍没拍,你要是敢说谎,别怪我不客气。”路鸣严厉道。
“拍了,的确是拍了,路少,您别见怪,我们当初不知道是您的表姐啊。”萧局长声音颤抖道。
“拍的底片冲洗了吧?”路鸣继续问道。
“冲洗了,当天就冲洗出来了。”萧局长不敢隐瞒。
“冲洗出多少张,不能好像、大概,必须是准确数目。”路鸣盯得很紧,寸步不让。
“呃,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就问一下。”萧局长慌着要去查问。
“不用问了,你马上派人把底片和所有照片都给我送来,地址是万国公寓208室。如果有人敢私自扣留一张,回头我找你说话。”路鸣打起了官腔。
“不敢,不敢,我马上就办马上就办。”
萧局长立马出去叫人把底片和所有照片装到一个牛皮档案袋里,派了一个稳当人给路鸣送去。
送照片的人走了,萧局长心里不住哀叹,自己这可是华盖当头啊,怎么摊上这么倒霉的事了。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一个人在装照片的时候,偷偷留下一张,放入自己的一袋里,这个人就是他选的稳当人,他的侄子萧楚。
放下电话,路鸣松了口气,不过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慌,不知道哪里不对劲。
路鸣随即又给安恭根打电话,听到电话里一片嘈杂声。
“怎么这么闹腾,你屋里有人?”路鸣问道。
“哈哈,是路少爷啊,我们这不是没事做嘛,几个兄弟在一起喝酒呢。”安恭根笑道。
“上班时间酗酒,你们胆子够大的啊。”路鸣冷冷道。
“路少爷,您放心,我们就是没事乐呵一下,不会喝醉的,有事您随时吩咐。”安恭根也不怕路鸣,他太了解路鸣了。
“让他们出去避一下,我有事找你。”路鸣简洁道。
“你们几个混蛋给我滚出去,老子要和路站长研究大事了。”电话里,安恭根大呼小叫道。
不一会,电话里清静了。
“我要交给你一件差事,帮我盯一个人。”路鸣说道。
“谁啊?”安恭根立刻醒酒了。
“翁百龄。”路鸣一字一顿道。
“翁站长……”安恭根有些吃惊道。
“对,就是他,你帮我盯着他,看他这几天都跟什么人接触,都说了些什么话,都去了什么地方。”路鸣提出的是跟踪的全方位要求。
“路少爷,我能知道什么原因吗?”安恭根问道。
“现在不能,以后再说,不过这不是命令,而是我个人的请求,你可以不接受。”路鸣淡淡笑道。
“路少爷,看您说的,您的话在我这儿就是命令,我马上派人盯着他。”安恭根也笑道。
“不,这件事只能你一个人知道,也只能你一个人去干。”路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安恭根沉默了一会,然后低声道:“明白了,要盯他多长时间。”
“一周吧,一周以后我再决定是不是继续,这事必须严格保密。”路鸣说道。
“路少爷,我听说了,这家伙好像在跟您争权呢,要不要悄悄弄死他算了。”安恭根小声道。
“别自作聪明,这种事绝对做不得,就是要做也不能你们来做。”路鸣严厉警告道。
“您说得有道理。”安恭根说道。
路鸣放下电话,心里又松了口气。
安意实在是缺乏地下工作经验,她认为自己没给警察任何信息,警察就没法查到她的来龙去脉。
其实她已经留给了警察足够多的信息,首先是她的口音,一开口就是武汉汉口人,特征太明显了。
她的气质也给人足够多的信息,说明她至少是女子高中毕业的,更有可能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而且学校在武汉。
一个人的口音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如果一个人年少时就离开家乡,他的口音就会发生变化,会有两种口音混杂在一起,不那么纯粹。
如果一个人的口音特别纯正,那就说明这个人至少是在成年之后才离开家乡。
安意的汉口口音非常纯正,这就说明她是在家乡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至于之后是继续住在武汉还是离开了,这并不要紧。
安意留下的蛛丝马迹,已经足够警方跟踪并锁定她的行动轨迹,如果再掌握她的照片,她几乎就无处藏身了。
这一点,安意和长期在上海工作的董先生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所以,董先生后来根本就不想再跟安意讨论问题了,无论怎么说,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更不能形成共识。
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就像走钢丝,的确需要万事小心,步步为营,但该大胆的时候,又必须放手一搏,如果龟缩不动,就会贻误战机。
董先生对路鸣的态度就是这样,知道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自己必须勇敢地承担这个风险,否则不如关门打烊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