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切里舍夫少校口中,维克托却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按照少校的说法,远东的实际情况要比维克托听到的那些更加复杂,按照切里舍夫的说法,至少在哈巴罗夫斯克,阿帕纳先科将军的一系列政策,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至于博尔科夫,少校对他的评价不太高,因为这位边疆区第一书记就是哈巴罗夫斯克本地人,在阿帕纳先科将军前来远东之前,他才是这里真正的“沙皇”,不说别的,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工作,他都要插手过问。
在远东地区,类似博尔科夫这样的存在并不是特殊现象,这里距离莫斯科太远了,以至于有些事情并不像莫斯科的官员们想象的那般简单。
切里舍夫把话说的很隐晦,但维克托还是能从他那种隐晦的暗示中,听出一些问题来。
“看起来,这位少校同志对我们还是有所隐瞒,”送走了切里舍夫,索菲亚先指挥着随同前来的两名技术人员,对整栋楼的各个房间,做了一遍无线电波的侦测,在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回到维克托的书房。
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指挥人员,最基本的警惕性肯定是有的,虽然切里舍夫少校属于维克托的下属,也是委员部成员,但初来乍到的维克托绝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索菲亚组织的侦测,是为了确定房间里没有安装窃听装置。
“或许,远东的情况要比咱们所了解到的更加复杂,”维克托坐在办公桌后面,给自己点了一支烟,他那张脸就藏在烟雾缭绕中,“不过,那与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咱们也没有必要参与其中。”
索菲亚点点头,将书房的房门关上,径直走到办公桌前面,拖过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下,说道:“我想,切里舍夫的三次请调背后,肯定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只是他现在对咱们心存疑虑,不愿意把他的故事说出来,这对于咱们后续工作的展开,或许会是一个隐患。”
维克托没有说话,前世的经验告诉他,地方工作与中央工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很多时候,在中央工作中看起来应该是令行禁止的事情,在地方工作中却有可能是一种常态,明知故犯甚至是顶风作案都是常有的。
不过,维克托并不是监察委员会的人,地方工作中的问题不归他管,远东的情况再复杂,他也不想插手介入,对他来说,这次远东之行的任务,就是将那个可能存在的日本潜伏情报网揪出来,仅此而已。
反谍工作永远不会像刑事破案工作那般的精彩,什么各种寻找证据,追查线索之类的,反谍没有那么复杂,对于间谍人员来说,就是要把自己装扮成普通人,不被任何人察觉出异常。一旦这种装扮出现问题,被人发现了可疑的地方,那他的使命就结束了,因为反谍的人即便不会立刻将他抓捕,也会安排大量的人力来死死盯住他。
尤其是在如今的苏联,正处在艰难的战争时期,在这里,只要有谁被怀疑成间谍、破坏分子,那么哪怕是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反谍局也会首先将他抓起来,然后再去寻找证据。
所以,维克托现在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可疑的人找出来。
“你准备从哪方面着手?”见他不愿意谈远东的局势问题,索菲亚便岔开话题,问道。
维克托没有说话,他将面前的书桌抽屉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直接丢到索菲亚面前,说道:“就从这里开始,当然,工作要做的隐蔽一些,毕竟这涉及到了太多的人。”
索菲亚将文件拿过来,翻开看了看。
文件是一份由对外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其中记录了目前定居在哈尔滨、奉天等伪满境内的“白俄分子”名单。
所谓的“白俄”与白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它指代的是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在内战结束后,由苏联国内流亡到中国东北地区的白卫军成员及其家属,或立场倾向白卫军的地主、富农成员。
在如今的伪满境内,类似这样的白俄有很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不再想着回归苏联了,但也有一部分人还在梦想着反攻苏联,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与日本人合作,期盼有朝一日能够在日本的支持下打回苏联国内。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组织,都在对这些白俄实施监控,因此手中掌握的情报比较多。
文件中除了涉及到这些白俄分子的名单之外,还涉及到了利用这些白俄分子从事情报工作的日本情报机构。
实际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日本的情报机关了解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情报机关太多了,五花八门的,仅仅是在满蒙地区比较活跃的,就有十几个,其中规模最大的,当然还是关东军下辖的“土肥原机关”,以及借着商会名头搞情报工作的“昭和通商”。
作为穿越者,维克托前来远东也有一点优势,那就是他虽然对苏联的历史不太了解,但对国内的某些历史还是知道一些的,至少,他知道一些潜藏很深,但是在前世抗战结束之后,又被揪出来的日本间谍。比如说这份名单没有的“满映”以及“满铁”,这两个同样从事着情报工作的存在,显然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人员给忽略掉了。
满映就是指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而满铁就是指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尤其是后者,其所为的“满铁大调查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情报机构,专门负责对苏情报侦查工作。
就目前来说,维克托其实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他准备将起步工作定在那些定期的“探亲者”身上,所谓的探亲者,就是那些有亲戚滞留在中国境内的苏联人,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穿越边境进入满洲,前往所为的“新京”,也就是长春探亲。
这种定期的探亲活动,实际上涉及到了苏日之间的一桩交易,关于铁路的交易。
在日俄战争之后,当时帝俄政府被迫将中东铁路在长春以南至旅顺的路段,交给了日本政府,不过,长春以北至满洲里的路段,依旧归由俄国控制。
苏联成立之后,莫斯科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段铁路又成为了中苏共管的资产,但实际上还是由苏联负责管理的。
在此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苏联安排的负责管理这段铁路的工作人员、驻军,等于是在中国国内定居了,他们的家属也大都迁了过来,沿铁路一线的几个城市,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定居区。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1935年,由于铁路处在伪满洲国和日本驻军的包围之中,长期受到各种骚扰,再加上这段铁路对于苏联政府来说有点鸡肋,于是莫斯科就将铁路以1亿4千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了伪满政府。
铁路是卖出去了,但是长期在中国定居的一些苏联人,却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出于种种原因,不想回来了,于是,当时苏联便与伪满洲国签订了一项补充协议,每月两次,允许有亲属在伪满境内的苏联人过去探亲。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莫斯科考虑到苏日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计划禁止这种探亲活动的,但各种实际问题的存在,令这项规定未能得到执行,一直拖延到了现在。
与那些私自越境者不同,这些长期以来在边境穿梭探亲的人,并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关注的重点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工作上的疏漏,而在维克托看来,相比起步兵第88旅的成员,这些探亲者中存在潜伏间谍的可能性要高的多。
不过,类似这样的怀疑,他还不能堂而皇之的说出来,只能按照中去调查,毕竟探亲者的问题牵涉到的人太多了,其中伴随的利益纠葛也很复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些探亲者利用过境的机会,以各种夹带的方式从事走私活动,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记录中都是存在的,而远东各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从未采取过行动,肯定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天知道里面参杂着一些什么破事。
对于现在的维克托来说,他首先需要的一个破局的机会或是借口,这个破局的方式,必须不会引发太大的反弹,从而引起潜伏分子的警觉,同时,又能将那些与探亲者没有利益纠葛的人分辨出来。
维克托前来远东执行任务,只带了那么十几个人,这其中还包括了十多个警卫,所以,他办案就需要动用远东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手,在摸不清状况的情况下,如果冒冒失失的动手调查,最终可能会徒劳无功。
“具体从哪方面着手,我已经有了些想法,”维克托说道,“明天叫上叶格罗维奇他们,一起开个短会,确定一下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