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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旨的内容很简单，诏令“皇甫嵩讨东郡，朱俊讨南阳”，而随同圣旨来的这个消息却十分令人震惊。一个消息，事关五人：杨赐、吕强、向栩、张钧、王允。
    黄巾起后，朝中召群臣会议，杨赐是太尉，在与会之列，他忠言进谏，谏言皇帝驱逐小人，亲近贤人，矛头直指阉宦，因此忤逆了皇帝，“以寇贼免”，皇帝以黄巾乱起为借口免了他太尉之位。——因为贼乱或者自然灾害而免去当时在位的三公，换上另一人接任，这是两汉之时的常态，其依据是儒家的天人感应。天有灾害或者世道不宁是因为人的缘故，所以换个人，不过杨赐之被免职却明显是因为他斥责宦官之故了。
    带来这个消息的是随同传旨宦官同来的一个朝臣，这个朝臣与皇甫嵩交好，传过旨后，与皇甫嵩、朱俊等在私室中叙话，说起了此事。皇甫嵩、朱俊半晌无言。皇甫嵩说道：“天下生乱，盗贼沸糜至此，而天子却、却……，唉。”
    这个朝臣说道：“杨公虽被免太尉，姓命无碍，两位将军，你们可知……。”朱俊姓急，不等他说完，打断问道：“怎么？听你这意思，朝中有人因此身死？”这个朝臣说道：“可不是么？”屈起手指，一个一个的计算，“吕强、向栩、张钧皆因抨击宦者而获罪身死。”
    皇甫嵩大惊失色，一时没有跪坐稳当，险些把案上的水椀碰倒，他说道：“吕常侍、向侍郎、张郎中身死了？”问道，“怎么死的？”
    这个朝臣叹了口气，说道：“将军应知，当黄巾贼起后，天子曾问吕常侍所宜施行，吕常侍说：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皇甫嵩点头说道：“当时我尚未离京，知道这件事。”皇甫嵩刚才之所以大惊失色，固有因闻向栩、张钧身死的缘故，但更多的是因为吕强之死，在“大赦党人”这件事上，吕强和他算是同盟。吕强虽是个宦官，但却与赵忠、张让这些阉宦不同，他是倾向於士子、党人的，清忠奉公，在士子中口碑很好。
    朱俊说道：“我亦知此事，在我离京前，我听说赵忠、张让诸辈因吕常侍此谏而纷纷求退，并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怎么？莫非后来事情起了变化？”
    这个朝臣冷笑道：“所谓‘纷纷求退’，不过是彼辈故意做出的姿态，以退为进罢了！便在本月上旬，赵忠、夏恽构陷吕常侍，说他：‘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其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夏恽，也是宦官，与赵忠、吕强一样并为中常侍。
    皇甫嵩、朱俊闻得此话，悚然而惊。朱俊怒而拍案，说道：“‘与党人共议朝政，兄弟所在并皆贪秽’，这两条倒也罢了，‘数读《霍光传》’，这是必欲要置吕常侍於死地啊！”
    霍光何许人也？前汉武帝的托孤之臣，昭帝死后，他两度行废立之事。张让、赵忠说吕强数读《霍光传》，其意何在？这个朝臣说道：“赵忠、夏恽蛇蝎之心，天子闻之，果然不悦，令中黄门持兵召吕常侍。”皇甫嵩问道：“把吕常侍送到诏狱，吕常侍因此而死了么？”
    这个朝臣摇了摇头，说道：“吕常侍闻帝召，怒道：‘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
    皇甫嵩拍案而起，因为愤怒，额头上青筋迸出。他只觉一股怒气从胸腹间升起，似不吐不快，而到了嘴边，却又猛然自省，为人臣者怎能在背后非议君父？若失口非议，话如果传出去，恐怕人头难保，宗族受罪，勉强将这股怒气咽下，转望室外，见蓝天白云，院中绿树红花，清风徐徐，初夏之景，令人心怡，而却怒气下去，不觉又一点苍凉泛起。
    他缓缓落座，说道：“‘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反复低吟吕强死前的这句遗言。朱俊怒发冲冠，亦是悲愤难掩，但却大约是出於和皇甫嵩同样的原因，忍之再三，没有说出非议之语，他握手为拳，连连击案，说道：“吕常侍真大丈夫也！吕常侍真大丈夫也。”这个朝臣叹道：“吕常侍的确是大丈夫，他自尽死后，赵忠、夏恽复又进谗言，说他是畏罪自杀，天子遂令收捕其宗亲，没其财产。”
    吕强自杀，宗族被捕，家产被抄。这件事说完，室内三人默然多时。皇甫嵩勉强振作精神，问道：“吕常侍自尽，向侍郎与张郎中又是怎样？”
    向栩，河内朝歌人，是个狂生，好读《老子》，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曾为赵相，后被征拜为侍中。黄巾乱起，他不想国家兴兵，说只需遣将去黄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他的这个论调十分荒谬，可却因为此前他曾上书讥刺宦者，就被张让抓住了把柄，说他“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他遂被“收送黄门北寺狱”，死在狱中。这向栩是个狂生，卓诡不伦，任赵相时也没什么好的政绩，“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皇甫嵩、朱俊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死了也就死了，但是张钧不同。
    张钧是冀州中山人，向有忠直之名，本月上旬，他上书言：“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把他的奏章出示给张让等看，张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天子见他们这般可怜之态，便怒骂张钧：“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张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为了搜捕张角党羽，朝廷下诏书令廷尉、侍御史考朝臣中学太平道的，御史承张让、赵忠等的意思，遂诬奏张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杨赐是太尉，吕强是中常侍，向栩是侍郎，张钧是郎中，不是身高权重就是位在清贵，而在多半个月中，皆因阉宦之故或被免职，或者身死。
    听这个朝臣说完，皇甫嵩、朱俊相顾无言，刚才的大怒、悲愤、苍凉种种之感渐渐尽皆淡去，皇甫嵩长叹一声，心道：“朝政如此，时局如此，为人臣子者还能怎样呢？尽心竭力，韬光养晦罢了。”尽心竭力是为国尽忠，韬光养晦是保全姓命。
    皇甫嵩说道：“适才你说王公怎么？”
    刚才这个朝臣提到了王允，不过当时只说了一句：“王公做了一桩大事。”没有细说，接着就说起了杨赐、吕强等人之事。皇甫嵩此时重拾话头，这个朝臣说道：“怎么？两位将军不知么？两位将军大破颍川黄巾，缴获如山，王公在其中发现了张让宾客与黄巾贼的书疏，张让与黄巾贼有交通，因上奏天子，具发其歼。”
    皇甫嵩、朱俊对视了一眼。在黄巾军的缴获中发现张让宾客与黄巾军的书疏，这件事他俩知道，并且还是他俩告诉的王允。王允当时就说他要将此事上奏天子，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大约是因知阉宦势大，为不牵累皇甫嵩、朱俊，在这道奏折中，王允没有提皇甫嵩和朱俊，也没有提他的两个别驾荀爽和孔融，只落款了他自己的名字。
    皇甫嵩敬佩王允的胆气，想到杨赐、吕强、向栩、张钧等人的下场，又不觉为王允担心，问这个朝臣：“王公的奏章上后，朝中是如何说的？天子可治张让的罪了么？”这个朝臣冷笑说道：“天子拿着王公的奏章，怒责张让，张让叩头陈谢，做可怜之状，而竟不能罪之。”
    朱俊失色说道：“张让既不获罪，那王公、那王公……，那王公岂不是危矣！”
    这个朝臣亦是忧心，说道：“我离京时，听人传说，张让因此怀协愤怨，只是他与黄巾贼交通证据确凿，一时却也奈何不了王公。只是，以他的阴毒记恨，现在虽无奈王公，以后却说不定了。”朱俊面孔涨的通红，紧握住腰上佩剑，长身跽坐，怒道：“恨不手刃此等歼贼！”
    他发怒也没有用，朝廷诏书已下，令他与皇甫嵩分兵两路，击讨别郡黄巾。
    只是，外有黄巾生乱，天下鼎沸，百姓流离，内之朝堂不靖，君子退位，阉宦当权，天子信用小人而忠良含冤愤懑，这大汉的天下又能支撑多久呢？
    ……
    这个朝臣带来的这几个新闻不胫而走，很快全军的校尉、司马就都知道了。
    诸人反应不一，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更加谨言慎行，有的则耀武扬威，——军中的这些军官里不但有士族子弟，也是有阉宦子弟的。
    孙坚听闻后，私下里大骂了几句，没别的什么过激反应。
    傅燮素痛恨阉宦，知闻之后，难掩愤怒，当即修疏一封，送去朝中。
    在这道上疏中，他言辞激烈，说道：“臣闻天下之祸，不由於外，皆兴於内。……，今张角起於赵、魏，黄巾乱於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转战颍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云云。
    “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这才是天下之所忧。这个观点荀贞非常赞成，然而他不是杨赐、傅燮这样的人，所以对此也只是赞成罢了，在闻的杨赐、王允等人之事后，他表面上没有任何反应，退回帐中，却不免长吁短叹，为之慨叹、生忧。
    他想道：“天子虽开党/禁，显然是迫不得已，他亲信的仍是宦官。杨赐、吕强、向栩、张钧固然忠直刚烈，可惜却没能看清时势，……，不，也许他们看清了，向栩、张钧倒也罢了，杨赐、吕强都是在宦海中沉浮多年，岂会不识时务？可是他们仍却上书弹劾阉宦，不畏一己之死。唉，不避诛责，直言谏诤，真英雄也。”
    杨赐、吕强是英雄，他自问自己不是，想起张直之事，他心头咯噔一跳，想道：“张让暂时奈何不了王允，却不知会不会迁怒於我？”有点担忧，不过细想下来，有了王允在前边，他这个小也许张让还看不上，但也说不好。思来想去，颇是忐忑。
    荀贞不是个瞻前顾后之人，虽然忐忑，可是事情已经做下，而且当时他也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至多亡命江湖，躲上几年就是，所以当皇甫嵩的将令下来时，他也就将此事抛之脑后，重把注意力放在了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