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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大女儿张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周传玠，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文学大师沈从文，四女儿张充和嫁给了德裔汉学家傅汉思。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
    但是，接下来的事就让人看不懂了，难道这毫无自尊可言的软磨硬泡真能换来女人的心吗？
    沈从文去了青岛大学教书，一如既往地写情书，伴随着邮递员一趟一趟地送着只有去信没有回音的情书，时间来到了1932年夏，沈从文不堪相思之苦，从青岛跑到苏州兆和住处，兆和去了图书馆，二姐允和在家。让沈老师进家来，沈老师不肯，让沈老师先回去，沈老师又不甘。偌大个太阳当头照着，二姐也着实不忍，于是，要了沈的旅店地址，让他回去了。兆和不是不知道沈从文要来，所以二姐也埋怨她明知沈千里迢迢来到苏州却还躲起来不见，实在失了风度。
    此次苏州之行，沈从文颇费心思，带了一对书夹，是长嘴鸟造型的，还有一些书，托巴金买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装本英译俄国小说。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学外文的。为了买这些书，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现在想想，那个买走沈从文小说版权的家伙实在是赚大了，不过，沈从文比他还赚：兆和留下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日记》。张兆和的家人比她更早地接受了沈从文：张父本就欣赏文化人，继母也不拦着，张家小五更是喜欢这个会讲故事的青蛙13号，甚至用自己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瓶汽水。
    女人，实在是难以捉摸！当校长、家人甚至全世界都认可的男人出现了，而这个男人有才华、有名望、爱且只爱她，同时，还能把所有的爱转化成动人的文字写给他的女神，女人之前那“顽固地不爱他”，早已成了戏言！张兆和开始接受沈从文，她自己也知道接受的原因绝非爱，或许只是爱他的信吧，读信已成为生活中早已习惯的一部分。
    张兆和生来不受宠，骨子里带着股韧劲。她不哭不闹，吃咸豇豆喝稀饭；母亲给买的布娃娃她用手撕了，保姆做的泥娃娃她用板凳砸了，后来家人给她一个橡皮娃娃，撕不坏砸不烂，兆和想了一会儿，拿出一把剪刀，一刀就把头剪了下来。她从来不听别人的，也不稀罕任何人的关心和好意，她留短发，黒黑的胖胖的，不愿意把自己打扮得秀气，永远穿一件男士蓝粗布袍子。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人家嘱咐务必做件新衣服，她又做了一件新的男士蓝粗布袍子。就是这么一个有主意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个当着胡适校长的面说顽固地不爱沈从文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个读着成千上万封情书过日子却从未回过一封信从未动过一次心的女人，妥协了。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隆重的仪式，家里也很寒碜。文人有骨气，当过兵的文人更是如此，除了自己的女人，他不向任何人低头！不管安徽张家多有钱，沈从文不要一分。家里虽不能说徒四壁，但也着实无长物，连件像样的家用电器都没有。只有梁思成、林徽因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看上去还有些喜气。不管怎么说，日子是开始了……
    沈从文有风骨，不要嫁妆，但苦了张家三小姐。更何况，他还喜欢收藏古董文物一类的东西，兆和却为三斗米而发愁。生活本就拮据了，还有个败家的九妹跟着哥哥沈从文。有时候，沈从文会当掉兆和的一些首饰，或者补贴家用，或者买古玩。一次当了兆和的玉戒指，还把当票忘在衣服口袋里，洗掉了。兆和虽不说什么，但是心里失落恐怕是难免的。她虽然喜欢不为人注意，但是骨子里是好强且叛逆的。也有自己的梦，有自己的理想，写过小说《湖畔》，文笔相当好 —— 那个年代，学外文的女子怎么可能没有点浪漫情结呢？但是，生活着实让她浪漫不起来。
    27岁时，她觉得自己老了，很显然，不管沈从文的情书有多么动人，现实生活里，他并没有给兆和幸福。女人，靠追或者求，终究是无法征服的！张兆和，虽然答应嫁给了沈从文，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欣赏、爱慕过这个令无数女子欣赏、爱慕的人。
    正如张兆和最爱穿的蓝粗布袍子一样的粗粝，这个名门之后的性格也如同砂纸打磨过一样，没有丝毫的奢华。她开始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毕竟，不能靠吃情书过日子，看完了那些美丽的文字之后，还是要买米下锅的。她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衣服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对此，沈从文虽不甘，却也无话可说。他的爱情是属于女神的，而又没有条件供奉起他的女神。
    婚后刚刚四个月的时候，沈从文的母亲病了，沈回家探亲。他是独自上路的，张兆和不陪。去往湘西的途中，沈从文怀揣着张兆和的照片，每天一封信：“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一大堆的微笑，一大堆的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沈从文爱得恳切，希望和兆和分享一切。而张兆和却冷漠得多，回信很少。
    沈从文为兆和写情书，也为她写小说。“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都是黑皮肤女孩，都是兆和。张兆和是个红颜，但不是知己。她并不喜欢沈从文所写的故事，也不欣赏他的文章。更甚至，在沈从文声名大作之时，张兆和还总忍不住去修改沈从文文中的语法，以至于最后沈不敢再让她看自己的新作。
    1937年，抗战爆发，沈从文和几个知识分子化了妆，辗转南逃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教书。这一次，张兆和还是没有陪着，张自己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多有不便，沈书信太多、稿件太多、需要整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明眼人一看便知，多半是借口。战乱年代里，一次相别或许就意味着永不能再见面。从《飘零书简》可以看出，沈从文来信很密，张兆和则极少回信。偶有一两封，也多半是嘱咐沈从文别成为别人的负担。在张兆和眼里，沈从文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男人，或许更像一个孩子。沈从文希望张兆和也变成一个孩子，可以和自己无忧无虑地爱着；而张兆和则希望沈从文可以变成一个男人，至少，她要让外人看上去会觉得沈从文是个男人。她关心沈在外的形象，怕他如在自己面前一样地在外人面前自卑。她不允许沈借钱，不得已时自己会向娘家伸手。
    一个在北平，一个在昆明的日子里，不管沈怎么哀求，张兆和总是找出理由来回避跟沈从文的团聚。沈从文抱怨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这话说得透彻，或许这说明了问题的全部，和实质，也许张兆和真的就是喜欢上了读信，在文字中玩味和迷恋，而并不想面对甚至抵触那写信的人吧。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这没由头的不相见，不能不让本就自卑的沈从文心生疑惑，他怀疑张兆和发生了婚外恋：“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气。”兆和无奈，只得于1938年底，带着两个儿子龙虎兄弟来到了昆明。但是，依然不与沈从文住在一处。娘三个住到了呈贡，兆和在一所学校教书。沈从文每逢周末就“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
    女人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她们内心深处期待一种被征服的无力感，本能地受到强有力的男人的吸引。但是，又不希望这个男人在自己面前永远强势。罗曼·罗兰说：“在女人眼里，男人的力遭摧折是特别令人感动的。”女人最骄傲的事就是亲手包扎她所崇拜的英雄的伤口，亲自抚慰她所深爱的强者的弱处。这唤起女人的母性，这种能量一旦激发，就没有她所承受不了的苦难！但是，如果面对一个臣服于自己的男人，伤口、弱处又忽然成了她们鄙夷的对象。
    就在沈从文怀疑张兆和有婚外恋的时候，自己却早已有了……
    沈从文什么时候出轨的，难以确定了，大概是在张沈婚后两年之内；出轨到什么程度，也无法考证，猜测应该只是精神层面；但是，代替他心目中三三的小三铁定无疑叫做高青子！高青子或许应该吻合红颜知己的形象，美丽、文艺、懂得也欣赏沈从文。在张兆和一方面由神化为人，神秘感逐渐消逝，另一方面又即便作为一个人，却还是能带给沈从文无尽的压力和自卑的时候，高青子出现了，而她，带给沈从文的，是无尽新鲜的美好和曼妙。
    高青子是民国第五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与沈从文初识的由头是沈去拜访熊希龄，总理不在家，高青子代为接待。一个月之后再次相见，高青子穿了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袖口云了一点紫”——这是沈从文的小说《第四》里边女主人公的打扮。这样的做法，不能不让沈从文会心。
    男人追求女人，就像隔着千万座大山，女人追求男人，如同隔着一层窗户纸。可是，对男人而言，就算有千万座大山，他也甘心一座一座地翻越，女人呢，就算隔着一层窗户纸，她都不愿意戳破，生怕伤了自己的手指！沈从文翻越了千万座山，得到了山那边的女神，可并不如人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完美的女人，轻轻地戳破了那层窗户纸，不由得沈从文不把眼光从神像身上移开片刻，看一看窗棂后边的人影。
    若单单是高青子的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和那点紫暗中授意也就罢了，无非是高雅的引诱而已，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做法不是高青子的创意，而是沈从文的小说《灯》中的一个情节。梳理一下：沈从文写了一本小说，里边的女子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而模仿他笔下的女主人公的样子打扮自己；看到小说的高青子依照这个情节模仿了沈从文笔下另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的样子来打扮她。可以想象这能给沈从文带来怎样大的满足感与征服感：自己的作品得到一个如此完美的女人如此慧心、如此别致、如此唯美的认可，而且，她爱的是沈从文，而非沈从文写的信！
    张兆和并没易志，沈从文却有了二心。
    女人想做个小三，真的不难，似乎女人稍有心计男人就难以招架。曾被美国以人质交换的方式送回俄罗斯的美女间谍透漏了这样一个工作要领：她说每次她想俘获一个男人的心时，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女人版的那个男人！说得极透彻。恐怕每一个男人都期待一个红颜知己吧，或者哪怕只是知己也可以，有思想的男人更是如此。
    对一个有妇之夫以这种方式暗示些什么，高青子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她认为这是高尚的唯美的又有点凄凉的爱情。她写了一本小说：《紫》，发表在1935年末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讲述的故事就是一个男人在有了未婚妻之后又爱上了一个叫做璇若的女子，与两个女人演绎了一段徘徊、矛盾的凄美故事。文章就是沈从文的现实写照：甚至连主人公辗转的城市路线都与沈的人生旅历不谋而合。
    沈从文自然知道高青子的心思，他帮高青子修改《紫》的文字，又鼎力相助使其和其它五篇小说集结成《虹霓集》出版。他介绍高青子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方便二人交往。他写了很多小说回应高青子，署名常常是“璇青”，璇若的璇，高青子的青。而此时的张兆和，正在寒冷的北平，或许在读沈写给自己的信吧。
    而这一切，沈从文并不瞒着张兆和。他还在北平时就早已坦然地告诉兆和自己横溢的情感，有能力去爱不止一个女人，说这话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张兆和当时的反应已经无从得知了，想必不会是积极的。她独自回到苏州娘家，沈从文继续写信，内容却是诉说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
    林徽因搞了一个“太太客厅”，沈从文常常流着泪跑到林家向她倾诉。沈从文、张兆和、高青子的故事不比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梁思成的更纠结，林作为沈的母亲般的知音骂他、劝他、和他谈人生、人性。林徽因说：“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过来人，说话总到点上！
    男人是多么奇怪的东西：苦苦追求一个女人五年到1933年9月9日，婚后的第四个月1934年1月时还在南下的船上写“三三……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却在1935年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出轨了。算来距离两人相识刚好七年。且更奇怪的是，他不隐瞒自己的情感，反而就在他和高青子在昆明交往日密的时候，还日夜盼望着张兆和能来到自己身边，甚至还因张的回避而怀疑后者如自己一样“在北平有一个同情你，而你也关心他的人”。
    七年之痒终须另一个七年才能复归平静。1942年，高青子选择了她在《紫》里写给璇若的结局：就像一颗流星匆匆划过天空！她选择了退出，嫁了个工程师，从此再不写作。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周年创作了同名小说《主妇》，回望自己十多年的情感经历。之所以在第十三年时写下这些，或许是因为自己是女神的青蛙13号吧。
    国家国家，国的波澜又起，家的风浪难平，接下来，一个时代的悲剧暴露出沈从文与张兆和最终的不幸……
    1948年，他教过而且相当欣赏的学生贴出大字报痛批沈从文的作品颓废，杂志上也严厉地批评他为“奴才主义者”，作品是“桃红色文艺”。沈从文或许未必在内心深处害怕这些指责，但是，他也觉得：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了。可以想象，此时的沈从文有多么渴望获得别人的理解，尤其是来自张兆和的，可是……哎……
    沈从文换上了忧郁症，搬到清华园疗养。他写信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我并不疯”，就是在沈从文这样状态的时候，张兆和依然没有陪沈从文一块儿来到清华园，甚至不曾去看望他，只是书信往来。沈从文忧郁症愈后，几年的时间里两个人都不曾住在一起，每晚沈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回来后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啃着豆渣馒头做研究，屋外北京的冬夜奇冷无比……
    新中国成立了，新的时代来了。
    每个人都欣欣向荣，踏上新节拍，张兆和做了“穿列宁服的干部”，沈从文又病了，神经病！家人觉得得什么病不好，非要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就是对伟大领袖、思想问题诊疗专家的否定。沈从文彻底地孤独无助了。他找到丁玲，这个曾与他那么密切，曾容他像孩子一样扑到自己怀里哭泣的大姐，此时正春风得意。两人见面，沈从文“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的接见”，暖融融的大房间里满是礼节性的冷漠气氛。
    沈从文在家中割开手腕及颈上血管，喝下煤油。血液混着煤油从体内汩汩流出的时候，沈从文的眼前浮现的是1928年那个走在校园里的“笑话”吗？如果是，这个“笑话”在对他暖暖地笑着呢，还是冷冷地看着？或许，他脑海中闪过的是凤凰古城竹楼簇拥下淫雨霏霏打湿的石板路吧，恰好来拜访的堂弟发现了半昏迷的沈从文，他不停地、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不能不承认，女人的狠狠过所有男人，即便没有爱情，相依相伴这么多年之后，总应有些亲情在吧。但是张兆和的冷静，或者说冷漠，嗯……冷酷最接近，到了极点。在沈从文刚刚被抢救过来并从精神病院出院之后，张兆和就为了适应新生活，去华北大学深造了。沈从文“不能再为自己写作、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于是坚决放下手中的笔，而张兆和却以为他害怕批评家的批评了，“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张兆和这样想，不无道理，她所看到的沈从文的一切，全是自卑。殊不知，这自卑，只在张兆和面前才跟着沈从文。
    沈从文是勇敢而顽固的，他坚决辍笔了，开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听普契尼和威尔第的音乐，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华美图案，写书写文章谈论的都是建筑、装饰、服饰和民间艺术。而张兆和，穿列宁服的好干部，做了《人民文学》的编辑。
    文革那段岁月里，嗯……
    1985年，一位女记者采访沈从文，得知他在文革中干的是打扫女厕所的活计时，拥住沈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紧紧抱着那拥着自己的胳膊，“哭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那十年岁月里，对于张兆和以及那个时代……不提也罢！
    不管张兆和怎样对待自己，沈从文依然视之为女神。她永远是沈写信的唯一的对象，即便在兆和最不理解自己的时候，从文依然饱含深情地向她写信倾诉。
    “四人帮”倒台了，沈从文被调往社科院，分了一套房子，配了车和司机，生活终于平静了。可是，留给张兆和去理解甚至了解一下沈从文的时间也无多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三三，留给了柔美的湘西。
    1987年和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中列着沈从文，当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问起沈从文这个最有机会的候选人是否仍然在世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不幸，笼罩了沈从文整个一生。
    张兆和开始整理沈的信件和一些文字，编成《从文家书》。六十多年里，张兆和一直活在一个她虚构的写信人带给她的生活里，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沈从文，也从来不许沈从文走进自己……暮年时，像看别人的故事一样看这个陪着自己走过六十年风雨的男人。
    兆和当年的话没错：“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他，这人为地，非有两心互应的永恒结合，不但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从文当年的话也没错：“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只是，人生，容不得两个人都正确。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对两人之间的婚姻做了一个总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