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元启的话，也是令朱任重大吃一惊，思忖片刻后，朱任重咳了一声，说道：“闵百户的意思是说，局面还要变的更坏？”
    “朱老伯也是消息灵通的大东主，想来也是知道北方消息，太原不保，大同和宣府不保，辽镇总兵吴三桂迟迟不至，很多人以为京营兵马能守住京师，等候勤王兵马北上……朱老伯真的以为，京师的京营兵管用吗？”
    朱任重呐呐道：“不是说还有十余万京营兵吗？”
    “京营中惟一管用的少量兵马早就外放出来了，”闵元启神色冷峻的道：“恐怕京营兵马现在尚不及南京！南京的振武营好歹不是空营头，操江三营，万把实用的兵总是有的，加上四十九卫奉命充实京营，有魏国公提督京营，诚意伯提督操江，史兵部提调各方督抚守镇兵马，南京现在的防御其实还在京师之上。京师四面靠的便是宣府，大同，蓟镇，辽镇这几处以为屏障，还有天津，保定，登莱诸巡抚军镇，现在卫辉，大名，真定诸府已失，保定难保，北边宣府大同一失，蓟镇总兵唐通率兵不足万人，先守京师再去紫荆关，怕也是靠不住。登镇早就残败不可用，山东镇总兵便是曹州刘，率数万人南下至我淮安。外无救兵，内无守御，人心不附，我皇上怕是只有坐困愁城，甚至闯逆大军一至，城中军民也罢了，那些太监，勋贵，大臣，根本无有决死抵抗之心。李闯不是鞑子，城中军民没有齐心抵抗之意，这城如何守得？依我看，十天半月，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必有消息传递南下。到那时，天崩地坼，原本的一切规矩都守不得了，军镇营兵势力将会更大，地方州县彻底失其节制左右，兵备巡抚亦不能管辖，其惟一忌惮交结的，便只有一样手握兵权，尚且在中枢的勋贵，老伯家想来与勋贵也有交往，宜早做打算为佳。”
    朱任重神色凝重的点头，他也是彻底明白了闵元启的意思。
    崇祯皇帝看来是陷在死局里头，京师陷落，皇帝或被俘或被杀，下场肯定不妙。诸多皇子无一人南下，南京的勋贵，太监，文官只能推举宗室亲藩继位或监国，在这段时间内缺乏中枢，会不会形成唐末藩镇互相攻杀，各自为政的局面，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闵元启其实知道，在四月份知道崇祯皇帝自杀后，南明除了江北四镇小规模的厮杀外，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混乱或各方自立，在东林党拥立潞藩失败之后，潞王也未被清算，而是弘光继位，南明成立，史可法被排挤出中枢出镇扬州，四镇形成，在几个月内形成了四镇守两淮，左良玉守上游，浙江，两湖，云贵俱听中枢号令，张献忠盘踞四川，李自成拥有湖广小半地方，河南大半地盘，河北和京师，加上山西，陕西等地在顺军掌控之中的局面。
    各方势力中，其实南明的局面最好，清军初入关时士绅不附，顺军是其大敌，南下的清军并非主力，而且清军只占有残破的北方，运筹财赋的能力极差。
    而南明拥有帐面上的超过二百万的大军，远超过北方的筹集粮饷的局面，若中枢得人，规划严整，号令森严，纵不能在短时间内与百战精锐的满清八旗力敌，但守备江淮要害，静待时局变化，最少形成割据南北的局面是必然之势……结果南明之废比南宋还要废物百倍，这也是说不得了。
    对朱任重来说，显然考虑的局面要比闵元启知道的还严重十倍，当下这老商人向着闵元启微一拱手，说道：“此前我们就是在等北方消息，却未想到未雨绸缪，早做打算，今天闵百户提点的话语，足抵千金，大恩不言谢，我父子必有所报。”
    对朱任重来说，此前确实有些麻痹疏忽，主要是崇祯这十七年来，大事实在太多。清军五次入关，松锦惨败，登州兵变祸乱大半山东，流寇便不提了，从崇祯二年在山西陕西闹，到祸害北方诸省，再到南下南直湖广，死的人最少在百万以上，光是因此而死的督抚总兵便不知道有多少人了。
    流寇也是从一团散沙到李自成占有数省拥兵百万，张献忠和罗汝才还有革左五营便不提了，前几年盘踞在河南，山东的袁时中也曾拥众十万，威胁徐州，淮安，当时的风声颇为不好，朱家已经在打算迁居至扬州或南京了，后来袁时中为李自成所杀，徐淮一带才算安稳。
    崇祯年间发生的大事实在太多了，简直是叫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这也是李自成进京师后，官员士绅选择投降的原因所在，因为崇祯的举措失宜，太多惨败和连续不断的天灾，这些东西在儒家学说的天人感应里就是亡国之象，天子一死，大明灭亡，王朝鼎革是顺应天意，倒也并不是士大夫们毫无廉耻。
    待满清入关之后，不要脸皮选择归附的官员也有，但多半的官绅生员要么选择不合作，要么就起兵反抗，事败后殉国的不少，隐居避祸的也是极多，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对朱任重来说，此前的疏忽和不够警醒简直是要命的事，还得靠眼前这个小辈来提醒，实在惭愧，而由此产生的感激之情也就相当真挚，并不虚伪做作。
    闵元启微微一笑，拱手道：“老伯叫我一声元启就行，以朱家的财势，就算没有晚辈提醒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不然，曹州刘一心求财养兵，割据地方，不小心的话会着了他的道。”朱任重笑道：“好在我家和魏国公府向有来往，不过老魏国公在崇祯十四年殁了，小魏国公不太好打交道，现在我家与诚意伯府往来较为密切，也替诚意伯府包销盐货，明天我就派人多送三千银子到南京，请诚意伯修书给曹州刘，我再送两千给曹州刘，五千银子买个平安，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三千两买封信，当然不是那种虚头八脑的“八行”，而是请诚意伯将朱家的利益与诚意伯府挂在一起。
    刘泽清虽然骄横无比，但对需要巴结奉迎的人就是十分的曲意小心，迎合拍马无不用其极。现在刘泽清正在与东林党的高层往来密切，而刘孔昭一则是掌兵的勋贵，在南京城中地位仅次于史可法，魏国公和守备太监几人而已。而且刘孔昭和东林党的关系相当深厚，往高弘图，姜曰广等人时有往来，这些事在高层眼里是洞若烛火，东林党的内核是史可法和诸多高官，在地方上有钱谦益等有名望的清流士绅，还有复社一众小友摇旗呐喊，在全国来说，崇祯年间的东林党从未如天启四年前那样掌握大权，但就南明一隅之地来说，东林党的势力肯定是南明第一。
    除了朝野有官员士绅生员名士之外，在外还有左良玉和刘泽清等掌握兵权有实力的强藩为援，所以说史可法真的是愚不可及，党内同志因为当年万历年间福王夺嫡之事对福藩充满疑忌，认为坚不可立，史可法本人也是对福藩并不看好，甚至也赞同七不可立之说，但事前事后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按当时东林的实力，如果抢在马士英等人之前先拥潞藩，大义名份到手，马士英和黄得功等人也无法拥立毫无根基的福王抢夺君位，大势一定，整个南明的局面就截然不同了。
    可惜史可法举措失当，犹豫难断。马士英等人抢立福藩也是有大义所在，毕竟潞王之贤是东林党人的吹嘘，而福王的血脉最近，却是人近皆知的事实。福王被拥立入南京，大势便是倒转，史可法的七不可立传到福王耳中，不仅失了此前权势根基，连南京也呆不住，只能自请到扬州督师，朝政大权就此落在马士英等人手中，而刘泽清见势不妙转投马士英，四镇成型跋扈之状不可言表，朝廷不仅未形成合力，反应拥立之事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东林和复社不光攻击马士英等人，连弘光帝也不放过，编造了诸多谣言动摇弘光帝的统治根基，除了舆论上攻击外，政务也多不配合，朝廷中枢互相掣肘也罢了，东林党还怂恿左良玉在清军南下之时在武昌誓师，沿江而下攻打南京，扬言要清君侧，南明小朝廷被迫以黄得功等诸镇迎战，大敌当前，南明反而在内战，这自然是动摇人心之举。
    高杰的几个部下不仅不奉命迎击清军，反而阵前谋害主帅，易帜归顺，人心向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还有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三部加起来十几万人，战兵也有五六万人，后人只以为是清军势大南明诸镇望风降顺，其实多铎所部加起来战兵也不会超过两万人，若四镇听从号令与南下清军交战，纵不能野战获胜，守备徐州淮安扬州等诸城城池是毫无问题，左良玉部不顺江而下，就算阿济格得襄阳，清军不谙水战，拦腰在九江等地拦截，其想顺江而下取南京亦是绝不可能之事。
    所以后人说东林党祸国，其实东林党人也不算冤枉，其虽然殉国者众多，但因党争一已之利祸乱中枢地方，导致南明内乱，其罪也是不轻，说他们祸国害国，以致南明覆亡，并不算冤枉了。
    此时的刘泽清党附东林，对诚意伯刘孔昭这样的南京城中有数的大人物也是有意结好，朱家与诚意伯府向有往来，送一笔银子买个平安，对刘孔昭来说也只是件小事情。对刘泽清来说，还能落得几千银子到手，朱家也算恭谨，加上诚意伯的面子，这个镇淮总兵大将就算对地方有什么举措异动，应该也不会把主意动到朱家头上了。
    朱任重要做这些事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只是在此之前思维并没有放到近期内大明就会亡国，崇祯皇帝会陷落在京师这样的天崩地坼的大事上，这也是崇祯年间大事频出，京师多次被围，这才使当时的高层，也包括朱任重这样的士绅富商阶层，对京师陷落和崇祯皇帝自杀缺乏足够的警惕。
    “闵兄要备办军械战马，其实还有个省事的办法。”朱任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朱万春便接着道：“水关往北三十余里有个递运所，诸库所储多半都是军需，现在曹州刘应该还想不到这些递运所，待过一阵子就难说了。如果闵兄抢先一步，设法把递运所的军需物品俱悄悄买了，事后就算有人要查，只要隐秘行迹，料想也是查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