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陛下创此财图，当于政务钱粮之事大有裨益。”
    不是张苍捧臭脚，这种被刘弘命名为‘财图’的记账方式，无论是对政府财务审核、记录，还是对地方官府征收粮税、口赋而言，确实具有相当可观的积极作用。
    对于刘弘将此物拿出的意图，张苍心中也是有了数：御史大夫属衙‘自省’，主要以财务改革为主；之后对九卿属衙的全面审核，也主要针对其财务状况做文章，为之后中枢全面财务改革做准备。
    对此，张苍自然满是欣喜——从现在开始，便将这种简洁明了的财务记录方式普及中枢，那不出几年，这种‘先进’的记账方式就必然会被普及到地方。
    届时，张苍再按照胸中抱负，推行审计制度，以治下田亩、人口、户口增长幅度来考核官员时，‘财图’便将发挥极大地作用：大幅降低审计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人力成本。
    见张苍领会到自己的意图，刘弘便适时止住话头，望向一旁的田叔——如果可以，刘弘当然想将表格、条形统计图、算盘，乃至于纸都一下子弄出来。
    但刘弘很明白，步子迈太大，是会扯到淡的···
    对已有秩序的任何改动，刘弘都坚信：没有永远好的政策，也没有完美的政策；一个新的政策乃至于秩序的提出，都需要反复商讨改善，并小范围试点，而后慢慢推行天下。
    即便是此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举措，在将来也不见得会适用；所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应该成为政坛常态。
    而新政策，尤其是刘弘以后世人的视角，跨越时间跨度提出的政策，更是需要反复确认是否与时代相符，推行过程中，要尽全力避免想当然，随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改正问题。
    除此之外，刘弘要想自己的政策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发展，就不能以‘别问为什么，照做就行’的态度去推动。
    最起码，刘弘要保证手中的主要班底，即朝中大部分大佬，能在心中对新政策有个大概的了解，明白其政治目的。
    这就使得刘弘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每做出一个举动，都要以此时的人所能接受的方式，将自己的目的解释清楚，并尽量从此时已有的先贤经典当中，为自己的举措找出一个理论依据，来增强说服力。
    就像财务改革之事，刘弘需要先在已有的账目记录方式上，改进得出统计表，然后为了财务统计表的运算，在算酬的基础上拿出算盘，再为了记录方便拿出纸张···
    刘弘还年轻，完全有充裕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大部分设想——脚踏实地的来，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时人的观念，才能避免将来人亡政息。
    而对于田叔这个人，刘弘地感官可谓十分复杂。
    刘弘对田叔的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后世的历史记载当中，以及穿越之后，在石渠阁翻看的档案。
    后世的史料记载，将田叔刻画的相当矛盾：黄老学出身，有情感洁癖，为人刻薄廉直，不和道德有缺陷的人有来往，却是以盗墓发家？
    早在前世，刘弘就对此持有很大的怀疑：且先不提田叔身为赵王张敖的门客，是否需要靠盗墓来获得财富，光是从时代背景来看，田叔会盗墓这件事就根本站不住脚。
    ——在汉室百姓心目中，头等大事就是宗祠！
    即便是国家，也是孝不离口，每每有婚丧嫁娶，封侯封王，庙算征战等大事发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祭祖。
    这也是汉室‘以孝治天下’的现实基础——只有在这种百姓不畏死而畏祖宗蒙羞，不畏亡而畏死后没有香火血食的风气下，以孝治国才可能从口号变为现实，为百姓所接受。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果田叔年轻时真的曾经盗掘过别人家的祖坟，那别说是被推举为官了，能不能躲过乡党的口诛笔伐都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既然司马迁都‘知道’田叔靠盗墓发家，那这件事在庙堂上，起码是人人皆知才对！
    但‘为人刻薄憨直’的田叔，以赵王张敖门客的身份被举荐为官，屡任为诸侯王相、王太傅等对道德素养要求极高的位置，并且做得相当出色，却从未被政敌以此道德污点攻击。
    光这一点，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太史公笔下的田叔被刻意丑化，应该是因为政治问题。
    文帝刘恒旁支夺嫡，孝惠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自然被否认；作为孝惠皇后张嫣的父亲，张敖的政治成分自然也不再‘根正苗红’；那作为张敖的门客，田叔被黑一句‘盗墓贼’，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在石渠阁翻看档案过后，刘弘也确认了自己的猜想：被归在宣平侯一档的田叔，从出生年月，到父母的姓氏、出身，乃至于从小到大居住的地点、做过的事，都被事无巨细的记录在册，就是不见关于‘盗掘坟墓’的记录。
    本就对太史公的节操深感怀疑的刘弘，再度腹诽了一番，便稍拱手，对田叔道：“犹记得朕年幼之时，常闻母后提及子卿公忠义之名。”
    “今朕以此渺渺之身临天下，斗胆召子卿公为少府，还望公念母后之薄面，助朕一臂之力。”
    对于田叔重回中枢，刘弘可谓满怀期待。
    在历史上，田叔在景帝朝出任景帝之子，鲁王刘余之王相；刚到任，就有百姓上百找到田叔，指责刘余抢夺百姓财富的事，希望田叔能为他们做主。
    结果田叔将这些百姓中领头的二十个人抓捕，各打五十大板，训斥道：鲁王为上子，尔等为王民，却于此诋毁尔王，置忠孝仁义何？
    刘余听说之后，觉得十分愧疚，就从国库中将抢夺的财物取出来，让田叔还给那些百姓，田叔又说：王夺之，臣还之，则民恶王而感恩于臣；此非人臣之道！
    从这件事，就不难看出田叔的为人——作为景帝诸子中有名的混世魔王，刘余发现田叔如此回护自己，却并没有因此更加猖狂，反而是‘愧疚’的将夺来的财物还给百姓？
    想想刘余的亲兄弟刘彻，对这种应声虫的行为是什么反应？
    ——你老实，那就别怪爷们儿欺负你！
    更何况田叔还不是王太傅，而只是王相的身份，就将原本酷爱打猎，几乎每天都泡在苑囿的刘余调教的温文尔雅，内敛踏实，到入朝长安，宗室邀请打猎时，直言‘丞相在，不敢猎’的地步！
    光从这两件事，就不难得出结论：作为一个混迹政坛数十年的政客，田叔的政治手腕足够优秀！
    这样一个优秀的官员，即便撇开背景，也足以刘弘花费心思去争取了——更何况田叔的背景，就是刘弘理论上的‘母族’之爪牙！
    在封建时代，像刘弘这种非正妻所生的儿子，被称之为‘庶子’；绝大多数情况下，庶子是不能称呼生母为‘母亲’的。
    庶子的母亲，必然是父亲的正妻；出生之后，绝大多数庶子也都会被养在当家主母膝下。
    至于庶子们的生母，别说母凭子贵，咸鱼翻身上位了，能被儿子记住，将来照顾一下生活就不错了！
    ——后世影视剧中，后宅鸡飞狗跳，姨太太跟正妻勾心斗角，争取上位的状况，在此时完全没有发生的可能。
    因为妾的本质，实际上只是‘女**仆’而已！
    而且‘妾’这个名头，还得是生下孩子之后才可以拥有的；没有孩子的根本连被称之为‘妾’的资格都没有。
    而且与三媒六聘，明媒正娶的妻子不同，妾，都是花钱买来的~
    主家手上，是有妾室的卖身契的~
    只要主家愿意，随时可以将妾卖出去换钱！
    即便不说这些，妾室的地位也远比后世人想象中的低——在此时，对登门拜访的客人，最高规格的招待，就是‘以姬妾侍寝’。
    通俗来讲，大部分情况下，妾除了要和其他奴仆一样，从事家中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作用，也只是在家中来客人的时候，给客人暖被窝···
    若是被客人看中了，更是随时可能被送出去——将姬妾送给宾客，在此时是一桩雅事！
    刘邦就曾因为臣子赠送的姬妾，而奖赏臣子金银财物，乃至于官爵。
    文帝刘恒的生母薄氏，第一个男人也不是刘邦——在成为汉宫侍女之前，薄氏是魏王魏豹的妾；是韩信击败魏豹之后，被韩信进献给刘邦，方入刘邦后宫的。
    就皇室而言，虽然与‘妾’对应的‘嫔’‘姬’等妃子，其地位比奴仆高一些，也不用被用于招待宾客，但每一个皇子公主理论上的母亲，都不是各自的生母，而是身为正妻的皇后。
    所以，无论刘弘的生母是谁，刘弘真正意义上的母亲都只有一个：孝惠皇后，张嫣。
    而作为宣平侯张敖的门客，田叔对于刘弘理论上的生母张嫣，即孝惠皇后而言，说是‘家臣’也不为过。
    所以实际上，田叔对刘弘具有天然的忠心——张敖是田叔故主，刘弘作为张敖之孙，那自然就是田叔的少主了。
    这样的关系，在封建时代几乎没有断绝的可能性，尤其是田叔这种宁死也要随张敖如今，誓死追随的忠义之士而言，这种关系几乎等同于后世网络游戏中的‘滴血认亲’。
    所以对于田叔，无论是忠心还是能力，刘弘都完全不担心；唯一担心的，就只有一点：田叔会不会出于忠义，而争取将张敖一脉重新推上赵王之位！
    这样的事只要发生，刘弘就将陷入困境：出于孝道，作为刘邦子孙的刘弘必须严格遵守‘非刘氏、不得王’的铁律；但作为张敖的外孙，刘弘同样要出于孝道，为张敖争取更好的政治待遇。
    如此两难的境遇，解决起来十分棘手，无论结论如何，刘弘都将不可避免的沾上‘不孝’的污名。
    作为臣子，让君父担上‘不孝’罪名的田叔也是难辞其咎——主辱臣死！
    最乐观的结果，田叔也得以死谢罪！
    到头来，刘弘无缘无故背上一个‘不敬高祖律令’或‘苛待外祖之后嗣’的污名，还要失去一个政治成分出色，能力足以名留青史的能臣。
    所以，财务改革这件事的提前提出，也有田叔的一份功劳——刘弘要为田叔找点事情做，让他顾不上乱想。
    而作为刘弘地小金库，少府也确实是最需要进行财务改革，让账目更加透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