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真正的内情后，李处长气得只想杀人。
    妈的，这帮蛀虫不干正事，天天就琢磨着怎么挖社会主义墙角，真恨不得枪毙了他们。
    可问题是这是当下大环境所滋生出的特殊情况，而且具有普遍性。
    别说他了，其实就连市长都管不了。
    别的不说，两天前，市政府还召开了一次利用外资工作会议呢。
    市领导在这次会议中重点强调两点，下达的工作指示是：
    一是京城的招商引资政策有所转变，要尽快改善投资环境，给外商更多的优惠。
    二是吸收外资投向转变，从以非生产型企业为主转向以生产型、创汇型企业为主。
    这等于是说，吸引外商投资的工作在市政府的工作序列中排位又靠前了，而且已经成了考量各级相关单位政绩的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市政府对于外资，是有多么的渴望。
    那真是恨不得将手里的东西“双手奉上”，以换取资金、经验、技术、市抄…政绩。
    这是一种无奈，也是过度落后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操之过急，求之太切的情况下，吃亏是必然的。
    可话又说回来了，不吃亏，不给别人便宜占，凭什么让外国人来投资呢？
    相对而言，其实全国大部分落后地区连这种“吃亏”的机会都没有才是真正的痛苦。
    同样的道理，在这样的前提下。
    尽管吸引外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混乱情况，甚至蝇营狗苟的猫腻，导致国家税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但为了经济发展的大局，为了尽快摆脱贫困，找到致富方向。
    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出台之前，各地政府也不能因噎废食。
    甚至出于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去计较、去干涉。
    只能暂时容忍这些小跳蚤们蹦跶蹦跶，不得不等到日后再拉清单，算总账。
    总而言之，这种事可气归气，但目前谁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完全禁止。
    否则国家也不会在今年反复犹豫，屡次对外宣称要取消外汇券，但又迟迟不敢执行了。
    毕竟体制方面的问题太多，一下子之间全面解决是不可能。
    老话说得好吗，清水池塘不养鱼，要做事就得抓大放小，先解决主要矛盾才是正理。
    于是在私下里发过了脾气，等到李处长冷静下来。
    他也发现自己对这几家企业完全没辙，不能不先忍一时之气了。
    目前当务之急，其实倒是应该先安抚住宁卫民，别让这个金主跑了，再想办法促成此事。
    就这样，李处长为平复宁卫民的不满，他不但主动替几家企业背上这口锅，而且还替几个企业说上了好话。
    很是抱歉的对宁卫民说，事情弄成这样，全怪自己对基层情况不了解，没摸清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这些企业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确实应该批评。
    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有几分情有可缘。
    因为这全是过去企业被绑住手脚太狠了导致的。
    多年来，轻工局的这些企业利润一直全面上缴，连个小金库都没有。
    现在尽管对企业放开了手脚，可企业也穷得狠了，都怕了，自然无力抗拒这种赚快钱的诱惑。
    所以啊，李处长让宁卫民先不要急，要求给他几天时间，去做做这些企业的思想工作。
    李处长认为只要能真正了解到拉杆旅行箱这种产品的先进性，能看到这种产品广阔的市场前景，这些企业肯定是愿意合作的，一定会替宁卫民制作拉杆旅行箱的。
    其实啊，李处长对宁卫民的解释纯属多余。
    在这种事上，宁卫民远比李处长更看得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
    如果说没弄明白这些企业想法之前，他还抱有一定的幻想。
    甚至想过是不是企业看自己一个人来的，所以对自己的公司实力不信任？
    是不是自己开价有点低了，能不能再加点代工费？
    但当他真正了解了其中的内情，他就对和这几家企业合作再没有任何兴趣了。
    因为他完全对这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失望了，根本无法对这样的企业产生信任感。
    这个年代华夏内地，确实还没有“企业文化”这个词。
    但共和国的企业也讲究艰苦奋斗，也很在意历史传承和荣誉感。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有了这样心术不正的厂领导，这样的企业哪怕过去拥有再多的荣誉，今后也好不到哪儿去。
    更何况，宁卫民定制的拉杆旅行箱是要在日本销售的，生产质量方面是必须要保证的。
    要实现质量的达标，虽然需要先进的设备和工人的技术，但更不可或缺的，是生产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责任心和道德操守。
    而为了钱，惦记挖自己国家墙角，想和外国人狼狈为奸的企业，还会有责任感吗？
    又何谈道德操守？
    说白了，宁卫民在明知道这些企业的花花肠子之后，再给他们订单，他都有罪恶感。
    担心自己一不留神，会扶植起来几个汉奸企业。
    是的，虽然宁卫民自己也找过地下钱庄，托阿霞把国内的资金“带”到日本去。
    从性质上来说，他和这些吃配额的人，在钻国家空子上没什么区别，好像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关键是，他在外面赚了钱还会回馈给家乡。
    其目的是拐带更多的外汇回来，让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
    可这些人呢？
    宁卫民不相信这些企业得到壮大之后，就会改变观念，会用赚到的财富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
    更何况话说回来了，上赶着也不是买卖埃
    人家既然拿冷屁股对他，他为什么还要拿热脸贴上去？
    没错，他的确不是外商。
    但以他如今的能量，在人生地不熟的日本东京都是人人敬仰，让小鬼子们上赶着巴结。
    没道理回到自己家乡他反而得拿着这么一笔大订单，跪着求别人赚他的钱。
    那样的话，他不是犯贱吗？
    这帮国企大爷啊，既然不懂得世道已经变了，还没经过市场经济的捶打。
    那就等着迎接不久来临的暴风雨吧！
    于是宁卫民直言不讳地拒绝了李处长的提议，而是提出其他的建议。
    “老话说得好啊，强扭的瓜不甜，这几家企业虽然条件不错，规模不小，但门槛也高。既然人家有自己的打算，我就不好往上硬凑了。不过李处啊，我绝对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也是打小长在红旗下，从京城走出去的，当然知道咱们局里和企业间是怎么回事。我能理解你夹在中间的难处。而且你放心，我并没有就此终止合作的意思，我是想问问，还有没有备选的厂家。局里有没有那种质量过硬，但是产品不吃香，导致效益不太好的企业？你也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埃做买卖嘛，其实和谈恋爱结婚，也没什么不同。既得两厢情愿，也得门当户对，才能长远……”
    宁卫民这话一说，李处长就知道他是真生气了。
    别看表面上还是笑呵呵的，但心里是真有芥蒂。
    不过宁卫民还有合作的意思，这倒是件好事。
    李处长再一想，自己还不至于都被几家企业给摆了一道，还非要帮他们数钱。
    他是处长，可不是“贱长”。
    那换就换呗，其实真换成其他企业也没什么打紧的，反正都是轻工局的下属。
    于是他也不再硬充什么老好人，试图再挽回什么，硬替那几家企业说话了。
    只是毕竟他一直亲自在抓这个合作项目，摸底的时候对局里所有适合这个项目的下属企业的情况基本了解过。
    在李处长的印象里，这三家企业就是最合适的。对比他们，其他厂子可就要小上许多了。
    为此，难免有所顾虑，不能不把丑化说在前头。
    “有倒是有，可其他的厂子是无论设备还是条件，那和这几家厂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呀。不瞒你说，那几家都是小厂，而且从没生产过外贸订单。产品都是内销货，现在效益都不好。我就怕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达不到你需要的标准……”
    然而没想到，宁卫民一听这话，非但没有打退堂鼓，反倒劝起他来了。
    “哎呀，没关系的呀，咱们去看看再说嘛。李处，你无需过虑。我这种拉杆旅行箱，先进性其实只是在于结构，工艺和材料上其实没有什么太难搞的地方。我觉得只要厂领导有责任心，想把厂子搞好，新阶段厂子小点，设备差点，其实没什么。即便开始产能不够，但有钱赚的话，难道还不能扩大吗？我希望的是能够长期合作。何况对于你来说，要是能把一个小厂给拉起来，我相信，促成此事的功劳也比给大厂锦上添花强得多吧？”
    嘿，宁卫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公于私，李处长都得尽心竭力埃
    可是还别说，这一次再去几家厂子实地考察，宁卫民倒是没有失望，甚至还有惊喜。
    因为同样归属于轻工局下属的皮毛皮革工业公司，有这么一家专门生产书包的京城皮具三厂，让宁卫民眼前一亮。
    至于让宁卫民倍感兴趣的，既不是这家厂子的设备有多么的好，也不是这家厂子的员工素质有多么高。
    而是这家厂子有个非常有个性的厂长，犹如奇迹一般，受到所有工人的拥护。
    说实话，这家应该算是轻工局孙子辈企业的小厂，基础条件是宁卫民跟着李处长所见过所有厂子里最差的一家了。
    论人头儿，才不过一百二十几人。
    厂房和设备也是老掉牙的东西。
    一到夏天多雨时节，往往职工们还得为厂房漏雨发愁，有的车间甚至得穿着雨衣干活。
    尤其因为产品单一，这厂子制作的都是军用挎包和人造革的手提包。
    产品卖不出去，造成积压，连年亏损。
    去年的时候更是到了差点发不出工资，让工人揭不开锅的地步。
    真要论经营困境，连刚刚破产沈阳的爆破器材厂都比他们强。
    人家起码负债只到资产的三分之二埃
    而这个只有两种老掉牙产品的京城皮具三厂呢，其实早就资不抵债了。
    也就因为上级单位皮革皮毛公司是个阔衙门，这厂子又占了人少的便宜，才勉强苟活着。
    不用说，这个厂子就是皮革皮毛公司的一个大大的包袱。
    所以为解决这个厂子的问题，自打有政策起，皮革皮毛公司就屡次对厂里进行过改革。
    但可惜成效寥寥，无论财务管理上，还是新产品开发，统统失败。
    去年的时候，皮革皮毛公司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想把厂子先关闭一段时间，让厂里的工人先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回家等安排。
    结果就因为这个决定，惹出了一位敢于当众闹天宫的孙大圣。
    这个敢于当众反对皮革皮毛总公司决策的人，名叫程志。
    他是个二十八岁返城知青，1982年才从房山回城，接替母亲的岗位，来到这厂子的。
    照他的话说，厂里的工人全是穷老百姓，本身没奖金就够苦的了。
    要是工资再减少，大家就没法活了。
    就这一番话，登时获得了所有工人的集体拥护。
    可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就急眼了，认为这小子是在故意捣乱。
    厂领导们也不敢任由程志胡闹，怕得罪皮革皮毛公司的上级领导，就打算现场实施镇压。
    没想到，到了这个份儿上，敢于说实话的程志也早豁出去了。
    当场就公然叫板，骂厂领导班子无能，就会拍领导马屁，胡吃海塞，累得大伙儿过苦日子。
    骂总公司使人不明，让几个蠢货把厂子“保持朝政”，宣称要是他当厂长，厂子绝对不会这样。
    结果还没想到，厂领导虽然被他骂得灰头土脸，颜面扫地。
    但皮革皮毛公司的人却认真了，现场就问他有什么本事说这样的话？
    程志也不怵，说那你别管，反正只要你让我当厂长。
    我不用你们公司再给钱，就有信心让厂子扭亏为盈，而且完成每年五万元利润的任务。
    就这样，几天后，皮革皮毛公司还真把程志叫到公司，让他签字画押当厂长。
    大概也是想死马权当活马医了。
    可更让皮革皮毛公司那些人没想到的是，程志虽然没打退堂鼓，但提了一个在这个年代，简直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过分要求。
    那就是厂里的工人他愿意管，但让原来的八个干部全都走人，这些人由皮革皮毛公司安置。
    随后的事儿，更是让人没想到，皮革皮毛公司经过开会讨论，居然同意了。
    不管皮具三厂的八个干部多么义愤填膺，怎么反对，还是把他们全调走了。
    而这个程志也就成了皮具三厂的山大王。
    不过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他接过厂里的大权后，发动全场职工，通过各种路数把库存积压品以极低价格卖出去一部分，回笼了资金，然后按照广东那边的样子，去做时髦的双肩背包。
    就这样，没用半年，皮具三厂真的开始有利润了，也让皮毛皮革公司刮目相看。
    但是，因为程志的做法属于大逆不道之举，他这个功劳是没法奖励的，皮毛皮革公司甚至不能认可，以免激起其他下属企业领导层的不满。
    宁卫民见到这个厂长的时候，皮具三厂几乎和野生状态差不多了，完全被皮毛皮革公司给遗忘了似的，彻底孤立于公司系统之外。
    彼此隶属关系基本流于形式，程志只要按时上缴利润，连公司开会都不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