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闹得太大了，惊动了官府。
    沿淮镇抚使兼扬州知州许份找上门来，他不反对筑城，一点都不反对，而且大力支持，公主认为扬州的城防不稳，愿意拿出私财来修城，他鼓励还来不及呢。
    许份表示，既然公主有意修城，两道城一起，应该互相呼应，他建议增加一条甬道或者夹城，将两座城连接起来，一旦发生战争，可以互相援助。
    李慢侯不同意，他筑的城位于最高的蜀冈上，往东南有一片坡地，比扬州城地势高，当地人称笔架山，有一些树木生长，有这片地并不是坏事，一旦要出击，这里是最适合的集结位置。一旦用夹城将这片坡地圈起来，大军要出城就复杂了。
    两座城本身都被瘦西湖水道围起来，筑城就已经很安全，还要继续修筑夹城，完全没有必要，反而限制自身机动。没能说服李慢侯，许份跑去忽悠公主，公主被说服了，又找李慢侯，李慢侯一番说辞，公主又被说服，公主太容易被说服，但是跟以往一样，最后都会支持李慢侯。
    这只是很正常的公务冲突，李慢侯没有当回事，可他没想到，许份上书竟然弹劾他。
    文人的小气劲让他有些傻眼。
    也让他很愤怒，这不是小气，这是歧视。因为他很确信，如果是另一个文官，哪怕是许份的手下跟他有冲突，他都不可能上书弹劾，他反而会息事宁人，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可一个武官竟然敢拒绝他，否定他的建议，他就认为这是羞辱。
    而他的弹劾还真给李慢侯惹了不少麻烦，执掌相印的李纲特意发来公函，要求扬州一应兵马，都归帅府节制。
    李纲的意思是明确权柄，担心公主府的存在，影响到沿淮帅府的职权。
    但这也没有影响到李慢侯的建城方案，因为这是公主府掏钱建的城池，建城并不是什么军事行动。
    当然许份跟李慢侯之间，不在可能有什么合作，很快也没什么冲突了，因为李慢侯不久之后就离开了扬州，北方局势越来越恶化。
    最近的形势极其古怪。匪患突然大规模爆发，到处都有小股匪徒滋扰地方。包括江南地区也不例外，这让李慢侯很忧心。显然李纲实行的高度刚性的备战政策，已经让半壁江山有些难以承受。
    各地发来的物资源源不断流入江北，尽管官府名义上并没有提高税负，只是对大量富人进行了临时性摊派，就像南宋文人说的那样，各地豪强乐于输纳。可是地主豪强的这些输纳，不是平白的，官府从他们手里拿走了大量积存的财富，他们是不会降低生活质量的，他们会向下转移压力，地主们开始普遍加租。加租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佃户咬牙接受了，第二种是承受不来退佃了，退佃后的佃农就脱离了土地，一旦短时间内找不到其他替代谋生方式，就会成为流民。
    这种内生性的流民形成，是非常可怕的，意味着社会的承受力已经到达边缘，随时可能崩溃，大规模农民起义往往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萌芽的。不过这种形式的流民，比较分散，凝聚成流民群体需要时间，社会有消化的机会。即便偶尔有佃户联合抗租，也容易被镇压，都不用官府出面，大多数地主自己就能镇压了。这就是所谓的镇压在萌芽状态。
    真正引起江北大规模匪患的，其实是杜充掘河的后果。掘河后，开封以北大范围泛滥。直接淹死了二十万人，受灾的人口更是超过百万以上，开封西北部数个县受到波及。
    这种黄河泛滥，并没有史书上记录的那么简单，说黄河立刻改道南流，没那么容易。淮河可没有随时为黄河准备着河道，黄河泛滥后，首先是大范围的黄泛区。黄河水流量不大，可是含沙量特别大，覆盖范围很大，实际上并不是整个地区被淹，河水聚集在低洼地带，大范围形成泥泞覆盖，尽管这阻止了金军骑兵，可是大片农田颗粒无收，本就已经连续遭受金军劫掠的河南地带百姓，瞬间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
    河北是金国占领区，无数巨寇横行，流民只能向南。官府根本没有救济上百万难民的组织能力，流民为了活命，要么自发的组成匪帮，要么只能加入其它匪帮，如洪流一样开始冲击南方的正常生产秩序，崩盘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
    与此同时，康王赵构这段时间捷报频传，黄河决口之后，康王上书说金兵进攻开封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他恳请带兵进入山东平乱。李成等巨寇逃到山东之后，一直没有安生，依然继续打家劫舍，山东地面上很乱，李纲朝廷完全没有多余的部队去镇压，康王现在有了余力，没有道理不同意。
    康王赵构历史上是一个逃跑皇帝，可实际上他手里是有一只强大军队的。他在河北的时候，各州县的精锐军队都向他汇聚，除了宗泽被排挤出去之外，其他部队一直跟着他。这其中还有大批从陕西出来勤王的西军。
    河北最精锐的军队都在康王手里，而这些军队的指挥官中，也不乏猛人。中兴四将中的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此时都在康王麾下。南宋四大名将他手下占了三个，大量曾经在河北作战的一线部队都在他手下，有兵有将，打击李成这种流寇，其实不算难事。
    随着一封封捷报，以及在开封镇守的两年时间，已经让康王勇武之名传遍天下。这种诡异的风向，让李慢侯都有些开始怀疑历史走向。赵构这个逃跑皇帝勇武之名响彻天下，粘罕这样的死硬主战派同意给宋朝一个宽松的和平协议，这些都跟李慢侯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他虽然怀疑这些都是粘罕制造出来的迷雾，他甩出一个宽松的条款提现他的宽大，却又抛出一个称臣的要求，让李纲集团跟皇帝走向对抗。
    但赵构这边，李慢侯就真的看不明白了。难道说是因为跟宗泽一起在开封镇守期间，赵构亲眼看到宗泽一边努力修复盐税法，恢复开封经济，甚至重新积攒了大量物资的奇迹，同时还能维持数十万义兵，看到这些义兵也能跟金兵你来我往交战，让赵构改变了性格？
    这是有可能的，毕竟赵构此时还只是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少年，性格可塑性很强，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跟在宗泽这种人身边，哪怕两人政治理念冲突，也有可能受到感染。
    赵构剿匪当然是好的，唯一的坏处是，他在山东的军事打击，将大量流寇比如了淮南，进一步造成淮南地区的混乱。
    于是李慢侯开始频频被要求剿匪，都不需要请战。扬州以东的泰州、通州，西北的兴华，北边的承州，西边的真州，都相继有匪患报告。而这里的军队既无力镇压，也缺乏机动性追击流寇，从楚州开始各州县开始向扬州求援，希望公主护军能配合他们镇压叛匪。
    李慢侯于是开始四面出击，跟各地的军队相互协作，其实更多的是独自出击，因为大部分军队，都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根本不积极去剿匪，匪徒一旦流出了他们的辖区，很少有人去追击的。
    李慢侯自己，带着两百精锐骑兵，与林永一起行动，他依然需要向林永学习。而他手里其他部队，李慢侯下了一个很大胆的命令。只要接到报警，允许各只军队自行出击。他从纪律第一，还是随机应变第一的军事学思辨中挣扎了出来，其实就是一个放权与集权的政治问题，所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索性给基层军官最大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充分发挥能动性，期待最后能博弈出一个最优的平衡。
    战斗大多数都是碾压状态，流民的数量增多，可组织性下降，绝大多数都远远不如花马刘的水平。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安置，如果能安置，其实匪患都算不上是匪患。往往是击败一股流民，交由当地官府安置，转头这股流民就又开始作乱，因为当地官府没有安置好。
    这让李慢侯疲于应付，而且还有许多仗没法打，不是打不赢，而是打不了。黄河泛滥之后，尽管还没形成夺淮入海的局面。水流已经开始经过黄泛区，找到了合适的渠道，侵入了一些淮河流域的河道。黄河从决口处，一支继续沿着旧河道北流到天津入海，一支往东渗透进了梁山泊，接着经由梁山泊往东由济水出海，还有一支直接泄入古汴河，汇入了泗水，通过淮河出海，这只正是夺淮入海的南流黄河。
    不过在北流没有中断前，南流黄河尚未造成巨大的灾难。除了黄泛区外，只是在淮河流域制造出了一批湖泊，因为淮河自身的水量无法通过淮河河道通畅的入海，就向低洼处开始堆积，甚至通过大运河流入长江。而原本的运河，其实是从长江引入水源的，此时河流流向直接逆转了。
    流通不畅的淮河，在扬州以北的高邮军积压，形成了一连串湖泊。许多百姓落草在湖泊中，成为水匪。这让李慢侯的马队完全无计可施。不管是招降的花马刘这样的流寇也好，还是林永这样的西军军官也罢，都不擅长水战。
    李慢侯带兵在高邮湖已经折腾了大半个月，始终抓不到登岸劫掠的水匪的踪迹，这一日突然遇到了一个书生，其实是文官，作书生打扮，他要进湖诏安水匪。
    李慢侯亲自带兵护送着书生进了高邮湖，等了三天，书生出来了，大功告成！
    这书生原本是汴京的太学生，考中进士后，当了太常簿。当金军围城的时候，他就在城内。亲自见证了金人的野蛮和凶残，当金兵在城外杀人如割麻，臭味传百里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吓到。
    当姚仲平劫营的时候，他也没有一味的主战，反而弹劾了李纲专权。当金兵撤围，赵楷宋城继位，召回李纲，他在朝中没有容身之地，自请留守开封，一直跟随赵构。
    但他跟赵构身边的那群逃跑分子不同，他是主战的。他是四川人，可他却认为中原才是天下根本，不能放弃。他认为关陕关乎天下安危，当跟他一样在赵构身边南逃的官员一个个偏安临安的时候，他自请去川陕跟金军主力作战。
    这书生叫张浚，今年三十二岁。
    张浚诏安的水匪叫薛庆，而张浚之所以到高邮，是因为他追随的康王赵构，已经追击巨寇李成南下到了楚州。
    赵构到底是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