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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七章 前七后七

    而刘基诗歌较著名的是长篇神话诗《二鬼》,用被天帝遣放人间的管理日月的结临、郁仪二鬼,隐喻自己和宋濂,曲折表现在朱元璋牢笼猜忌下壮志难酬的苦闷。
    全诗想象丰富,风格雄浑,颇具浪漫色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至于高启的话,字季迪,号青丘子,长州人。元末隐居不仕,入明后任翰林院编修。
    不过可惜的是,也正是因为他性情疏放,不拘礼法,所以在洪武三年,朝廷任命他升任户部员外郎时,由于他坚辞不就,便被朱元璋以“不为君用”等罪名腰斩于南京,年仅39岁,留有《青丘高季迪诗文集》。
    但不管怎么说,高启还是主要以诗名世,他与明初诗人杨基、张羽、徐贲都是吴人,人称高、杨、张、徐为“吴中四杰”,就像“初唐四杰”王、杨、卢、骆一样。
    而实际上,需要说明,其实高启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远远高于其他三杰之上,《四库全书总目?凫藻集提要》说高启“诗才雄富”,“为一代巨擘”。
    因此在《大全集提要》中说:“启天才高逸,实据名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
    “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这样评论大致是不错的。
    而且高启诗歌众体兼长,歌行、律诗,无不运用自如。
    像是著名的登临怀古之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描绘长烟落日中的大江壮景,颂扬南京的江山形胜,感慨历代成败兴亡,特别充溢着对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喜悦。
    诗中开阔的境界,宏伟的气势,深沉的感慨,配合着铿锵的声韵和长短错落的句式,读来真有惊风泣雨、波卷澜翻之感,与李白的七言歌行有神似之处。
    此外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台阁体与茶陵派,这可以说是明朝相当著名的两大流派。
    首先是台阁体,所谓台阁体是指明初永乐、弘治年间在上层官僚中形成的一种诗风。
    以其主要代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而得名。
    “台阁”指尚书台和翰林院,三杨在明初均以大学士辅政,有太平宰相之称,其诗文多是应制、题赠、颂圣的内容,诗风乍看雍容典雅,安闲和易,实则陈陈相因,空虚浮泛,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明初台阁颓风弥漫的百年中,唯一不受影响、一枝独秀的诗人是著名的民族英雄于谦。
    大家别笑,这里说的于谦,不是说相声的于谦,而是历史上的于谦,而且曾经官至兵部尚书。
    想当初英宗时蒙古瓦剌族入侵,英宗亲率的50万明军被围,英宗被俘,全军覆没。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国不可以日无君,于是于谦毅然果断拥立英宗弟弟为景帝,挽救了大明帝国的江山社稷。
    不过可惜的是,后来景帝病了,被放回来的英宗复辟,以“大逆不道,迎立藩王”的罪名,将于谦杀害,终年60岁。
    于谦的诗歌虽不如他的政治军事功业那样著名,但在台阁体安闲冲淡的诗风弥漫中,他却能够摆脱束缚,写出言之有物、富于个性的诗篇,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咏煤炭》都是借物言志之作。
    例如《石灰吟》中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显然是诗人坚定意志、坚贞节操、崇高品格的写照,诗风清新刚劲,不事雕琢,语言质朴无华,明白如话。
    而茶陵派的话,是指明前期成化、弘治年间以湖广茶陵人李梦阳为首的一个诗歌流派。其成员有谢铎、张泰、邵宝等人。
    他们做诗强调宗唐法杜,着眼于音调、法度,具有从“台阁体”向“前后七子”转化时期的过渡的特点。
    像是李东阳著有《怀麓汤诗话》一卷。
    而前七子的话,也叫弘正七子,它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一个复古主义文学流派,其成员有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先给大家说说李梦阳,此君号空同子,官至户部尚书。其文学主张是:不满宋人“理语”,推崇民歌“真情”:他认为“宋人主理,作理语”,正是导致宋“无诗”“古之文废”的根源。
    又说:“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
    并且在抨击宋儒理学造成古诗文精神丧失的同时,李梦阳提出文学应主“情”的观点。
    如他在《诗集自序》中说:“真诗乃在民间”“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文人学子之作“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
    因此他主张模拟前人诗文格调,如《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他在《徐迪功集序》说:“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认为诗文体格,以古为美。因而李梦阳主张模拟:“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
    当然,也正是在拟古理论指导下,李梦阳的诗文创作成就不高。
    像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其诗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谓武库之兵,利钝杂陈者也。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明仁与其诗并重,未免怵于盛名。”
    朱东润作品选选了李梦阳两首歌行诗《石将军战歌》《林良画两角鹰歌》讲究结构章法,描议结合,笔力雄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读。
    包括其散文《游庐山记》《梅先生墓志铭》或写景状物,或刻画商人,都清新生动,也是较好之作
    其次是何景明,作为前七子另一代表,在提倡复古方面,与李梦阳并无二致。
    他的言论同样偏激,《杂言十首》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
    因此《与李空同论诗书》说:“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
    不过,何景明不像李梦阳那样“尺寸古法”,而提出“舍筏登岸”,强调以学古为手段,目的在独创。
    李、何二人,美学趣尚不同,李趋向追仿古法,何崇尚俊逸秀丽,二人书信往复,各执己则。
    此外还有后七子的复古诗文,所谓后七子的话,也叫嘉靖七子,他是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继前七子之后重新倡导复古的文学流派。
    这七子成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
    李攀龙的话,是历城(今济南)人,曾任朝廷吏部郎中,累官河南按察使。
    在文学上,李攀龙总体来说是继承了“前七子”复古主张,因此《明史?李攀龙传》说:“其持论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七子以李攀龙为冠,??今观其集,故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
    “杂文更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然攀笼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
    不过需要说明,李攀龙的拟乐府《有所思》《陌上桑》都是字摹句拟,甚至照搬。
    可读之作有七律《寄别元美》、书札《与王元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而王世贞的话,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在《明史?王世贞传》中称:“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20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王始贞学问广博,著述繁多,当代罕有其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
    他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序稿》207卷,《读书后》8卷,诗文集合起来接近400卷。
    王世贞的文学影响远远高于后七子其他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
    他的《四部稿》中有《艺苑卮言》12卷,是其中年时期所作,晚年又作了修订,这部书全面反映了他的文学主张。
    王世贞也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继承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曾说:“诗必盛唐,大历以后诗勿读。”
    又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矣。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
    可以说,作为诗人,王室贞早期世多模拟《诗经》《乐府》以及李、杜之作,佳篇不多。
    中、后期开始不满于死板模拟,晚年思想转变更大,对过去的观点有所修正。
    认为“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还想“随事改正,勿误后人”。
    他的诗,表现出才力雄健、学识富赡的特点。
    但过于贪多求博,锤炼不够,不免泥沙俱下。
    五律《登太白楼》写的天空海阔,气势豪迈,体现了与太白精神相接的自我意识。
    《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模拟《孔雀东南飞》之体,写严嵩专权误国,嬉笑怒骂,溢于言表,虽曰拟古,并非亦步亦趋,有浓烈的时代气息。
    此外还有归有光和唐宋派,唐宋派是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一个散文复古流派。
    他们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提法不满,极力推崇唐宋文风,强调自然流畅、直抒胸臆、反对艰深为文、模拟剽窃,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对晚明“公安派”、清中叶“桐城派”都有重大启迪和影响。
    唐宋派总体上推崇韩、柳、欧、曾等唐宋名家散文,实际上各自趣味并不相同。
    王慎中和唐顺之主要是宗宋派、道学派,他们首先推崇的是理学而不是文学。
    唐顺之说:“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
    王慎中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佑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
    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向来受称赏。
    其中有“直据胸臆,信手写出”的话,与他“开口见喉咙”的主张一样,与晚明“性灵派”文论有直接关系。
    其实,“性灵派”是以李贽“童心说”为基础,主张表现“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自然之性”(《序小修诗》),而唐顺之却主张以“洗涤心源”
    “存天理、灭人欲”为前提,要人们先道德后文章,“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道学气是相当明显的。
    茅坤理论上附和唐、王,但不那么极端,并不专一宗宋,而是唐、宋并举,他以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著称,使韩、柳、欧、曾、王、三苏的文学地位正式确立,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清沈德潜曾将其删减为《唐宋八大家读本》。
    不过,茅坤推崇八大家文章,也有像李梦阳学习秦汉文章只停留在形式上一样的毛病,往往只探讨其起承照应、抑扬开阖等技巧,无形中落入了另一个窠臼。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秦汉之文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则自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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