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说的，青龙镇在北宋中后期已是著名的市镇，进入南宋后更显繁华，镇区规模不断扩大，街坊布局日趋完整。
    像是顾清的《正德松江府志》卷9《镇市志》谓该镇“有治、有学、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
    也就是市区里面分为36坊，这已远远超过了同期一般县级城市的规模。
    到了南宋后期，迪功郎应熙在《青龙赋》一文中曾对该镇市区的布局和繁华景象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其中略云:“粤(即“越”)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桥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俪梵宫于南北，丽琳宇于东西。绮罗簇三岛神仙，香车争逐;冠盖盛五陵才子，玉勒频嘶。??龙舟为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腾蛟踞虎，岳祠显七十二司之灵神;阙里观书，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龙江楼，四宜楼，随目寓以得胜;胜果寺，园通寺，遣俗虑以忘忧。??风帆乍泊，酒旗频招，醉豪商于紫陌，殢美女于红桥。“(注:该文见《嘉庆松江府志》卷2《镇市》“青龙镇”条。)从中不难想见当时青龙镇的繁荣景象。
    所以上海镇是南宋后期迅速崛起的。
    史称该镇“襟海带江，舟车辏集”，市区“有市舶，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
    时人董楷在《受福亭记》一文中谈到该镇市区建设的情况时说:“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剏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
    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圯，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尽致民坊，市民议徙神祠为改建桥，曰福谦。”
    显然，受福亭一带是上海镇的商业中心，附近坊巷棋布，错落有致，且街市道路都已铺砌砖石，十分整齐。
    同时需要说明，在江南其他地区一些大型市镇的社会布局也基本相似。
    如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市逵纵横”;吉州的永和镇，“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镇，“邸肆间列”;湖州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七巷;新市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镇江府的新丰市，“居民市肆颇盛”;临江军的肖家峡市，“栋宇相鲜，若台若亭”等。
    因此在宋代，只有州府级城市实行厢坊两级管理体制，即将城区划分为若干个街区和坊巷设立厢，派遣官员进行管理。
    而县级城市和市镇的话，一般只允许设置坊巷和市。
    不过到了南宋的时候，随市镇规模的扩大和社区布局的日趋复杂，江南地区的一些市镇开始仿效州府城市，私自设立厢级机构。
    如南宋中期，太平州的黄池镇，“商贾辐辏，市井繁盛。俗谚有云:‘太平州不如芜湖;芜湖不如黄池’”。为了处理日趋繁忙的事务，当地监镇官“乃擅行剏四厢”。
    当然，本来，宋廷一般在市镇设立监镇官，有些由县尉或巡检兼管。
    这里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所谓的监镇官的话，主要负责商税、酒税的征收，兼领烟火公事，“其余婚田词诉并不得受理，辄增置牢狱者重置典宪”，其权力十分有限。
    但这只是早期，因为由于市镇社会的复杂化和城市化，一些江南市镇监镇官的权力不断扩张。
    如绍兴十四年(1144年)，湖州官员以该州管下乌墩、梅溪镇官“系在文武京官以上，及许断杖罪以下公事”，要求“人烟繁盛”的四安镇也依两镇例，“差京朝官，许断杖一百以下罪”，得到朝廷的同意。
    可见，这些监镇官已拥有一定的治安权和司法权，而这些权力原来都是由县级政府掌握的。
    江南的许多市镇先后设立官办学校，这些学校多由各镇自行管理。
    至于监镇官的级别，也呈不断提升之势。
    一些规模较大或较为重要的市镇的监镇官多由京朝官或相当级别的武臣充任。
    如青龙、乌青、澉浦、梅溪、临平等镇的监镇官都是已有一定资历的京官。
    而在任职年限上的话，也像县官一样实行三年一任制。
    如《绍定澉水志》记载了该镇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以后共41任监镇官的任职情况，其中除了少数因丁忧、罢黜、病故等特殊情况外，其他都是三年一任。
    所以从户籍及相关的役法管理等方面来看，许多江南市镇已经采用州县城市的坊郭制。
    如州县城市的坊郭商人例有行役，所谓“行”是同业工商户组织，承担着向官府提供所需物资的责任。
    而一些江南市镇也有类似的行役。
    如临江军黄池镇“商贾所聚”，“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
    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
    又如嘉定二年(1209年)莫光朝所撰的《青镇徙役之碑》谈到湖州的四安、新市等镇在差役方面早已实行坊郭法，邻近的青墩镇居民也要求获得相同待遇，终获批准。
    因此这些都表明，到南宋中后期，相当部分江南市镇的居民已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的范围。
    至于当时市镇的社会生活与风气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居民的社会生活是市镇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
    与经济、人口和社区布局状况一样，南宋时期许多江南市镇在居民日常生活方面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
    从教育方面来看，前文已经提到，不少江南市镇都设有官办的镇学和民办的书院、小学、蒙学等不同形式的学校，如青龙镇、澉浦镇、上海镇、景德镇、震泽镇、古步市、桂店等，有的还颇具规模。
    如应熙《青龙赋》称该镇“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虽属夸张之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龙镇学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又如澉浦镇的镇学是嘉定十年(1218年)由监镇官徐之纪创立的，每年冬至，附近士人都要前来参加“序拜乡饮”。
    甚至一些小规模的乡村草市也兴起了学校。
    如当时的诗人陆游有诗云:“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
    所说的就是南宋中期绍兴府乡村草市的小学教育情况。
    同时在另一首诗中，他还提到有一些草市兴办冬学的情况，并解释说:“农家十月遣子入学，谓之冬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市镇学校的兴起，显示了其进一步向农村文化教育中心发展的趋势，也是其趋于城市化的表现。
    而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那些繁华都市的环城市镇，固然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如临安城南的龙山市、城西的赤山市、城北的北郭镇等都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就是地处农村腹地的市镇也是如此。如兼跨湖州、嘉兴府的乌青镇，市内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楯，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
    嘉兴府澉浦镇西南的永安湖是当地著名的游览胜地，“春时游人竞渡引乐，号为小西湖”。
    而且就是一些地区的乡村小草市也有活跃的文化娱乐活动。如绍兴府镜湖流域的草市，夜间戏剧演出十分活跃，因此陆游在诗中有不少生动的描述。
    像是他在《夜投山家》中就说:“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
    还有在《初夏闲居》中也形容“小市丰年有戏场”。
    以及《行饭至湖上》同样形容“此身只合都无事，进向湖桥看戏场”，这些都记录在陆游的《剑南诗稿》中。
    并且不止是这些，在江南市镇的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
    大部分市镇都有数量不等的寺庙观院，像澉浦、青龙、上海、黄池等之类的大型市镇寺观之多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市镇也往往为数不少。
    我们以平江府常熟县为例:县北40里的福山镇是远近闻名的宗教活动中心，镇上有大慈寺、潜真馆等多所寺观，其中以作为泰山神行祠的东岳庙影响最大，每年都有江、淮、闽、粤等地的大批信徒前来祭祀和祈祷，“岁率以暮春，大会来者于庙之庭，祈者、禳者、诉者、谢者、献技能者、输工力者，若贵若贱，若小若大，咸各有施。
    投簪珥，荐琛贝，辇货泉，篚布帛，庭实充塞”。
    其他如许浦镇有法解寺、寿圣晏院、真武道院、崇真道院、楼真道院等;练塘市有春申君庙、净慧祥院等;杨尖市有观音教院等;甘草市有万寿寺等;支塘市有明因祥院等;直塘市有广安寺等;涂菘市有宝灵寺、延真道院等;河阳市有永庆寺等;莫城有莫耶庙、妙清院等;庆安镇有净居院等;梅李镇有颐真馆等;陆河市有泗洲殿等。
    而且一些市镇的宗教活动常常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
    如正月十五日绍兴府开元寺的“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织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二月初八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的弥勒佛生日“道场”，“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远，观者万计”;四月初八日徽州婺源县五通神庙“佛会”，“天下商贾辐集”;同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的马鞍山山神诞辰“社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
    这种庙会的兴起，都是反映了江南市镇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
    与工商业的兴盛相对应，江南市镇的社会观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重商、经商风气十分盛行。不仅官僚大族纷纷参与工商活动，而且一般的贫困农民也往往到附近市镇“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
    因此时人范浚在谈到江浙一带经商之风盛行的情况时说:“今世积居润室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頫取仰给，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有读一纸书，则夺取藏去，或擘裂以覆瓿，怒而曰:吾将使金柱斗，牛马以谷计，何物痴儿，败我家户事，顾欲作忍饥而翻故纸耶～”无怪乎当时有人感叹江浙地区“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所以我们综上所述的话，可以看到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除了规模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会形态已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
    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市镇，已初步发展成为与传统州县城市不同的新兴经济都市。
    这种经济都市的出现，既是当时江南城市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城市向外扩张并开始深入乡村地带的一种表现，由此引发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江南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起步，尽管无论就城市化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十分有限的。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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