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随着江南市镇雇佣群体规模的壮大及其职业结构的多样化，其社会等级关系也日趋明显，其中既有同行雇佣人员之间的职业等级，也有不同行业之间的行业等级，以及整个雇佣群体在社会体系中的等级关系。
    而且如果我们从职业等级关系来看，同一行业中，职业分工的不同会导致雇佣人员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
    这在典当业中表明得相当明显。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典当业因工商业的需要而显得十分活跃，几乎稍具规模的市镇，就有相应的典当铺。
    至于那些繁华的市镇，典当业更为发达。
    如太仓州的璜泾镇，苏州府的外冈镇和平望镇，杭州府的塘栖镇，湖州府的南浔镇，嘉兴府的濮院镇和当湖镇，以及兼跨湖州、嘉兴两府的乌青镇等，都有规模较大的典当铺。
    在璜泾镇，“陆远湖开宏亨典”；在外冈镇，“徽南（人）姚南青启质库于镇之北街”。
    在平望镇，康熙时休宁人汪匡汉开张典业；塘栖镇“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发典、顿米、贸丝、发车者，骈臻辐凑”；当湖镇有黄蓝圃，“本新安籍，先世以质库业迁当湖，兄弟六人殷富”。
    至于乌青镇，据有关学者的考证，在明万历年间，该镇有9家当行。
    典当业不仅有为数众多的雇佣人员，而且其行业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级别划分和等级关系，“典当内部对于使用人员，按等列级”。
    一般情况下，典当铺雇员按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不同，被划为四个级别。
    其中，第一级别是经理，俗称“管事”，管理典当的全部事务。如前文提到的外冈镇永昌典铺总
    管王某和同时经理刘氏在朱家角、南浔两镇所设典铺的王明楠，都属于这一级别；第二级别包括营业员和管理员，俗称“内缺”和“外缺”，前者又分为“首柜、二柜、三柜、四柜”等，负责日常营业活动；后者分为“管包、管钱、管账”等，负责保管、出纳、会计等事务。
    如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州人”，卷七，杂流，金陵黄墅镇富户孙姓有典库，雇有掌会计者。
    这里所说的“司柜”和“掌会计者”，分别属于外缺和内缺；第三级别为辅助营业人员，俗称“中缺”，负责“写票、清票、捲票、挂牌”；第四级别为学徒，承担各业苦累繁复的杂务，如寻当、印包、打扫卫生等。
    这类人员按进当铺日期之先后，彼此又有等级之分。
    从第一级别到第四级别，地位从高到低逐次降低。
    第一级别的管事地位最高，而学徒则地位卑微。
    担任管事者，不仅需要从事典当业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要“稍具名望者，方能胜任而愉快”。
    再以叶明楠为例，其“自奉节俭，而好为善，居邻李某子幼孤，鬻之翠微庵为沙弥，明楠出锾赎归，月给其资，至自立而后已。
    又同村严氏女，嫁后而三年寡，遗两雏，赤贫无以存活，复按月赡给之，完其苦节，其长厚类如此”。
    从叶明楠出资赎人、赡养孤儿寡母三人的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他在整个秀水县中不仅拥有一定的财富，也享有较高的声望。
    在其他行业，其雇佣人员等级关系也是如此。
    如在松江府朱家角镇的服务业中，从事剃头、乐人、土工、稳婆等工作的雇佣人员地位低下，甚至被称为“贱者”：“男工之贱者曰剃头、曰乐人、曰土作；女工之贱者曰稳婆，亦曰老娘、曰喜嫔。”
    从行业等级关系来看，市镇不同行业之间的良贱之别，亦使得雇佣人员在社会地位上呈现高低之分。
    相对于其他行业的雇佣人员，诸如踹布业、榨油业等体力型行业的雇佣劳动者在市镇社会中倍受歧视，社会地位低下，稍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不愿应雇。
    脚夫，“不仅本地的上流人物，还有那些相当体面的农民阶层，都避免干当众挑担或推车运送沉重产品这样的体力活儿”，甚至“闾里恒耻与为伍”。
    踹匠，在一些碑刻资料中被提及时，也多是用“单身乌合不守本分之辈”、“散漫无稽”、“俱系愚民”等之类的词语。
    从整个市镇的社会等级关系来看，雇佣群体与官僚、贵族之类的特权阶级和拥有雄厚资产的富商大贾和手工业主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不具优势，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具体而言，雇佣群体内部诸如管理类雇佣人员以及一小部分从雇佣人员转化而来的小商小贩、作坊主，一般具有一定的资产，过着较为宽裕的生活，属于社会的中层；其余的一些工匠、苦力之类的，收入来源不稳定，家产微薄，属于社会的下层。
    但是这一内部的社会等级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其等级关系并不是一层不变的。
    随着市镇社会经济的发展，一部分破产的手工业者或小商小贩沦为了雇佣劳动者，其地位由社会中层降为下层；也有一部分人从雇佣人员变为了小商小贩或作坊主，上升为社会的中层。
    这个流动过程是双向的，也是持续进行的，而决定着这一社会地位变化的正是他们手中资产的变化。事实上，雇佣群体内部的等级关系与他们的财富拥有量有着密切的关联。
    由此，随着雇佣群体活跃于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市镇的经济和社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市镇商品经济开始向农村渗透，农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桑、棉等经济作物更加广泛种植，原本作为家庭副业的丝、棉纺织业逐渐成为农民的主业。
    同时，市镇居民结构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市镇市民群体开始不断壮大；另一方面，雇佣群体的发展壮大使得市镇的社会矛盾也时有激化。
    像是明万历年间，石门镇发生油坊工匠“纠党数十人，劫杨晨家，蹴其妇堕楼而死”的事件，一镇皆惊，“群起而缚之”
    至康熙初年，枫泾镇的染、砑匠“扰害闾里，积愤不可遏”，当地居民“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死者数百人”。
    这些雇佣人员常常逞其拳勇，扰害闾里，给市镇社会治安带来了隐患。
    同时，部分雇佣人员聚众赌博、嫖娼等，也给市镇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
    当然，这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而咱们这部书讲的是宋朝年间的故事，所以回溯到宋朝年间的话，那时的江南市镇有时另一番风景了。
    像是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主要包括江南东、西路和两浙东、西路，其范围约当今苏、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
    这一地区是当时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也是商业市镇十分兴盛的地带，无论是市镇的总体数量还是个体发展水平，抑或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走在南方各地前列，从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至于当时市镇的类型及其特点的话，怎么说呢，从从总体上来讲，宋代的市镇包括镇和草市两部分，前者是由军事据点转变而来的新兴经济中心地;后者是在乡村墟市基础上兴起的农村基层商业点。
    在江南地区，据有的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先后兴起886个市镇，其中镇240个，草市646个。
    这些市镇到南宋时普遍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其发展形态也趋于多样化，具体可分为七种类型:
    一是环城市镇，这类市镇主要分布于繁华都市的周边地带。
    如都城临安四郊15里范围内有10多个规模不等的市镇;建康城近郊有近10个市镇;绍兴府城周围10多里地带有近20个草市;台州城附近有6个草市。
    常州、苏州、饶州、镇江等城的郊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市镇。
    一些规模较大的县级城市周围也兴起不少草市。
    如平江府常熟县城周围“村市里分，连络四郊”，仅城南郊这就有5个草市。
    环城市镇的兴起，实际上是城市突破城墙的限制，向周边乡村扩张的一种形式。
    由于这类市镇与所在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城市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故其突出特点是工商业的异常兴盛。
    如临安城郊的市镇，或“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或“商贾骈集，物货辐萃，公私出纳与城中相若，车驰彀击，无间昼夜”。
    到南宋后期，仅浙江、龙山、北郭、江涨桥4个城郊市镇，年商税收入就高达26万多贯，是城内的1.7倍多。
    江阴城澄江门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岁常辐凑，驵侩翕集，故为市，亚于城闾”。
    二是农业市镇，这类市镇多分布于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带。
    其中，有的因地处产粮区而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粮食市场，如嘉兴府华亭县的魏塘镇、平江府常熟县的直塘市、吴县的横金市、建康府溧水县的孔镇、宁国府宣城县的水阳镇等都是较为典型的粮食市镇。
    魏塘镇的年商税额高达3万贯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县级城市的水平;直塘市商贾云集，有的米商“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
    有的因地处经济作物生产区而发展成为相应的专业市场。
    如温州的白沙镇是典型的林业市镇;绍兴府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分别是以茨实和杨梅交易为特色的果品市场，“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
    临江军新滏县的肖家峡市则是山区蔬菜市场，“趁墟人集春蔬好，桑菌竹萌烟蕨芽”。
    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是大型渔业市镇，其居民“居廛者则懋迁有无，株守店肆;习海者则冲冒波涛，绳营网罟”。
    这些农业市镇以所处地区的农副产业为基础，承担着产品外销和流通的职能，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经济中心。
    三是手工业市镇，这类市镇是随着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往往具有专业化的特点。
    如台州临海县的杜渎镇、黄岩县的于浦镇，庆元府昌国县的岱山镇、鄞县的大嵩市，绍兴府山阴县的钱清镇、萧山县的西兴镇、上虞县的曹娥镇，临安府仁和县的汤村镇，嘉兴府崇德县的青墩镇、华亭县的下砂市、海盐县的广陈镇和鲍郎市等都是典型的盐业市镇，年产盐量均在数万石以上，最高的达近14万石。
    处州龙泉县的琉田市、吉州庐陵县的永和镇、饶州浮梁县的景德镇和湖田市、湘湖市等都是著名的陶瓷业市镇。
    如景德镇有瓷窑300余所，所产瓷器名闻天下，“窑火既歇，商争取售”。
    建康府句容县的白土市、饶州乐平县的杭桥市和螺坑市、嘉兴府崇德县的濮院市、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等都是纺织业市镇。
    濮院市到南宋后期，“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濮院之名，遂达天下”。
    其他如筠州上高县的清溪市是矿业市镇;平江府常熟县的梅李镇以产藤制品闻名;绍兴府诸暨县的枫桥镇和会稽县的三界镇造纸业发达等。
    四是商品转运市镇，这类市镇多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承担着各地商品和货物转运的职能。
    要知道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水上交通发达，江河沿岸市镇繁多，如太平州当涂县的黄池镇和芜湖县的采石镇、池州东流县的雁汊镇、吉州庐陵县的富田市、临江军清江县的樟树镇、平江府吴县的木渎镇和吴江县的平望镇、常州无锡县的洛社市和武进县的奔牛镇、镇江丹阳县的吕城镇、绍兴府萧山县的西兴镇和渔浦镇、山阴县的钱清镇和柯桥市、会稽县的东关市和曹娥镇、严州淳安县的云程市等都是较具规模的水路转运市镇。
    在陆路交通沿线，如绍兴府境内的于店、夏店、何店等;婺州境内的张家店、湖头店、赵店等;衢州境内的顺溪、十八里、后溪、礼贤等;建康至信州间的新市、青山、横冈、新丰、杜迁等。
    转运市镇以发达的流通性商业为特点，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畅或流通方向有变，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如兼跨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南宋前期极为兴盛，年商税额高达4万贯以上。
    后因“商旅不行”，趋于衰落，年商税额减至2万余贯。
    五是沿海港口市镇，这类市镇是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
    如嘉兴府的青龙镇、澉浦镇、广陈镇和上海镇，平江府的江湾、黄姚和顾迳市，绍兴府的三江口，台州的章安镇等，其中尤以青龙和澉浦最为著名。
    前者早在北宋时海外贸易就已相当活跃，“通快、蕃商舶船辐辏往泊”。
    宋室南渡后，正式成为外贸口岸，贸易往来更显繁忙，“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
    后者位于杭州湾内侧，南宋前期是临安的外港。
    后虽一度衰落，但很快又重新兴起，“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
    到南宋后期，年商税额仍在3万贯以上。
    六是消费性市镇，这类市镇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和消费性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
    如平江府常熟县的许浦镇，位于长江出海口，驻有水军1.2万人，由是“军民市易为盛”。
    与之类似的还有建康府的靖安镇、太平州的采石镇、池州的池口镇等。
    常熟县的福山镇则是著名的宗教市镇，镇上的东岳庙是泰山神的行祠，每年都有大量信徒从各地前来祭祀，“江、淮、闽、粤水浮陆行者??率以类至，号曰‘会社’，箫鼓之音相属于道，不知几千万人”;“环皆市区，江、浙、川、广种货之所聚，生人所需无不有”。
    七是乡村墟市，相当部分农村草市和少数小规模的镇市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市镇数量很多，广泛分布于各地农村。
    如著名诗人陆游在其诗词中就提到绍兴府镜湖流域众多形形色色的村头集市;温州学者陈云平《过田家》也描述说:“村南啼布谷，村北响缫车。隔浦卖鱼市，傍桥沽酒家。”
    但乡村墟市规模小，一般只有几户或数十户居民;市场水平低，大多是邻近几个村落居民间的贸易活动;发展不稳定，其地点常随实际需要而变动。
    正如时人所说的:“村落细民，间日而市，有无相易，苟营朝晡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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