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变革，例如:
    ——“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谓工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
    “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
    你看，这两则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畅销于海内外的盛泽丝绸，并非工厂生产的，而是农民家庭生产的，而且明确指出，这就是“农村工业”。
    由于农村工业的发达，农民对农业十分漠视，所谓“重织轻耕”，就是重视工业，轻视农业。
    看到历史上的这种情景，令人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之下，苏南农民大多进入乡镇务工，农田雇佣外地农民耕种的那一幕。两者之间相隔几百年，却何其相似乃尔!
    其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同样是乡村手工业的早期工业化，中国江南的丝绸业的工艺水平领先于欧洲。
    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的研究，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由于价廉物美，十分畅销，而使西班牙丝绸业在竞争中落败，在美洲市场上几乎绝迹。
    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贩卖于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成本的十倍。
    中国丝绸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
    据汪敬虞的研究，1679，1833年的155年中，中国生丝的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8担，上升到9920担，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
    原因就在于，中国江南生产的生丝工艺精良。
    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举世公认的”。
    而这些生丝，主要来自江南的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如南浔镇、震泽镇等地，在国际市场上称为“湖丝”或“辑里丝”。
    “湖丝”、“辑里丝”以及用它们织成的丝绸，以其工艺精良，畅销全世界，通过“丝一银”对流，大量白银货币流入中国。
    据全汉升的研究，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点，流入中国。
    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了江南丝绸业市镇的早期工业化进一步发展。
    全汉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得好:“中国丝绸工业具有长期的发展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
    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就中国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
    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最为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绸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再次，棉布业市镇也是如此。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米种植，即所谓棉作压倒稻作。
    明末清初太仓人吴伟业《木棉吟序》说:“嘉定、太仓、上海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风俗说，嘉定一带甚至达到了“棉九稻一”，乃至专种棉花不种稻米的程度。
    另一方面，棉花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万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说:“其衣食全赖此”。
    也就是说，原先的副业一变而为主业，与丝绸业市镇一样，工业成为主业，农业成为副业。
    无怪乎美国学者黄宗智要把这种变革称为“棉花革命”。
    松江因而成为全国的优质棉布生产中心，号称“衣被天下”。
    包括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说:“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要之，吾乡所出，皆出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棉纺织品都是农家手工织机上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乡村工业的产品。
    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更加具有乡村工业的特色。
    纺纱织布的收入，明显超过种植业。
    乾隆时上海县人褚华在《木棉谱》中说，“以一手摇轮，一手拽棉条而成一缕，小儿女用以消夜而已”，如果纺纱出卖，“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
    未成年的女孩，每天纺纱，即可“糊口”。
    如果织布，收入更高，像是咸丰《紫堤村志》说:“贫民竭一日之力(织布)，赡八口而有余”。
    这与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彭慕兰说:“戴维莱文(davidlevine)对英格兰农村纺织业的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能养活一个家庭”。
    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布业市镇生产的棉布，是仅次于丝绸的出口品，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
    以嘉定、宝山一带生产的“紫花布”(用紫色棉花纺织成紫色棉布)，做成长裤，流行于19世纪法国市民中间。
    并且在雨果的小说中有所反映，被称为“themodemlibrary。
    这种紫花布裤子，也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如今还作为文物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
    可见当时江南市镇出口的棉布品质是上乘的，19世纪30年代的西方人称它“在色泽上和质地上仍然优于英国制品”。
    它价廉物美，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中国棉布，每匹价格不过白银34两，英国棉布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从18世纪80年代起，英国商人就企图开辟英国乡村生产的棉布在中国的市场，然而都卖不出去，原因是价格大大高于中国棉布，又不合中国服式之用。
    这就表明，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欧洲国家和中国一样处在手工业阶段，或者说是早期工业化阶段，中国江南市镇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
    还有就是“早期工业化”与全球化贸易。
    在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
    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的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航线，长崎(日本)航线，马尼拉(菲律宾)航线，把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往各国。
    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eon)则把从福建月港等地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到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
    后起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是汉唐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或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
    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femandbraudel)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6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西班牙前往美洲。
    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
    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
    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
    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荷兰商人更加有效地参加日本列岛的丝绸与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到南洋群岛每个角落。
    因此一本有关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
    “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
    正如全汉升所说:“中国国内蚕丝遍布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
    全汉升所说的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
    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南浔镇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生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这就清楚的表明，在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贸易口岸广州，出口商品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大多是来自太湖流域的湖丝与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太湖流域湖丝与丝绸的出口欧洲，从17世纪70年代起，有了历年的统计数字。
    而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万担以上。
    到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20世纪20年代，出口量曾达到19万担的高峰;1845，1929年的85年中，仍然保持年增长率35%的上升势头，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到后来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
    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
    资料表明，进入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期，1890年以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10万担上下。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1870年左右而后，至1920年后止，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辑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
    光绪六年(1880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5400余担，占了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从上面简要的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
    同时早在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16世纪后期有了记载。
    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望加锡和交趾支那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运往日本长崎。
    18世纪初，中国棉布运往俄国，称为kitmka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
    18世纪30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及北美大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