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宋朝的富硕的话，那么还例如，“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美)
    上述这段话，是出自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所说。
    显而易见，这位经济学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时，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连欧洲也不例外。
    还是那个老例子，那就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
    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
    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现在朝廷的岁入(年财政收入)上。
    像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经过100年的发展，岁入为1.1613亿贯，神宗变法后最高达1.6亿贯，大约为盛唐的7倍，按照银钱的一般兑换率1贯折合一两白银计算，约合白银1.6亿两(考虑到有宋代铜钱一直紧俏短缺的因素，所以这一数值还可能被大大低估)!
    即便就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亿贯。
    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
    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列举了明朝万历年间的一组数据，兹录如下：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
    明末天下大乱，明政府为抵御后金和剿灭农民起义军，先后加派辽、练、剿“三饷”，横征暴敛，每年也仅得1000万两左右。
    这时距南宋灭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国土面积远大于宋朝的情况下，年财政收入连北宋的1／10都不到!
    清朝比明朝略好些，顺治7年(1650年)岁入1485万两，200年后的咸丰年间，约为3000万4000万两。
    而此时中国人口已近4亿，超过北宋2—3倍。
    直到清朝灭亡前那有限的几年里，在改变征收体制、计算方法和一系列外因的作用下，国家岁入才勉强达到宋朝的水平。
    而且如前文所说，支持宋朝庞大财政收入的不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相反，史学界都认为，宋人的生活水平相当高。
    即便在被那个不成器的宋徽宗胡天胡地折腾了20多年后的北宋末期，真正因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
    试看《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因为饥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财政收入高，是基于宋朝发达的经济，特别是繁荣的商业(另章详述笔者注)。以熙宁10年(1077)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不含左藏库、封桩库)，其中农业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宋代经济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农业飞跃。宋初因多年战乱，土地荒芜严重。经过宋朝“休养生息”政策的调整，宋代农田开垦大量增加。
    太祖开宝九年(976)垦田295万顷，到真宗天僖五年(1021)达到524万顷(据《文献通考》)，而且这还仅仅是按租赋得出的田亩数，其他“不出租赋的田亩有十之六七”(《会计录》)。
    意味深长的是，宋朝统治者对隐瞒的田亩基本上是睁只眼，闭只眼，象征性的查了几次都是不了了之。
    宋代农民以其独特智慧开垦圩田、山田、淤田、沙田、葑田等，并大量推广优良稻种、小麦、粟、黍、豆、茶叶、棉花、
    甘蔗等，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实现了，“一季两熟”，产量大为提高，每亩产量2石左右。
    两浙路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就可产米23石。
    而唐代亩产仅1.5石，汉代仅1石左右。
    生产分工趋细，出现了专门的桑农、茶农、棉农。
    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福建推广到长江流域，时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之说。宋代奖励农耕，兴修水利，
    积极推广新式农具，踏犁、秧马、水车、弯锄、铁耙等大量运用，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其次采冶业发达。
    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201处，英宗时增加到271处。
    史书上零星和不完全的记载表明，宋朝采冶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到了仁宗皇佑时，每年得金15000多两，银21.9万多两，铜510多万斤，铁724万斤。
    韶州岑水场，仁宗时开发铸钱，有工匠10多万人，规模之大，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巨无霸”企业。
    铸钱需用铅锡，于是产业链向下延伸，仁宗时年产铅9万多斤，锡33万斤。
    英宗时铅产量激增200万斤，铁锡增产100多万斤。
    神宗时，年产铜1400多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
    今天的研究表明，宋朝钢铁产量年均为15万吨。
    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的1788年年产钢铁不过才7.6万吨。
    以及纺织业兴旺。
    纺织业在宋代得到长足发展，不仅有官营和私营的大批作坊从事纺织，广大农村妇女也家家纺织布帛。
    其中尤以两浙、川蜀地区最为发达。
    开封设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
    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之称。
    麻织业集中于成都府和广南西路，麻布产量远超唐代，印染技术也大大提高。
    南宋时通过赋税收上来的丝麻织品高达1000万匹以上。
    南宋棉织业突飞猛进，宋人发明了捍、弹、纺、织一条龙的棉纺工具，成为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棉纺织业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
    甚至北宋时，一些地方已出现了以纺织为主的“机户”。
    仁宗时，一个梓州已经有几千家机户。
    还有制瓷业鼎盛。
    的确，宋朝制瓷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无论是瓷器生产的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远胜前代，甚至令后世望尘莫及。
    “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所产瓷器之精美绝伦的程度令人骇然惊叹。
    五大名窑的瓷器，今天已成为天价瓷器的代名词。
    随着制瓷业的发达，各地开始出现大批小型民窑，到南宋时进一步发展，瓷窑数量越来越多，产量也大增。
    近年来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大。
    如四川广元瓷窑铺遗址，堆积长250米。
    有的堆积广达20亩，高达20米。
    制瓷分工越来越细，景德镇“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
    景德镇、吉州、龙泉及广东、福建沿海成为重要的瓷器产地，并大量外销。
    中国在西方得名china(瓷器)，宋朝外销瓷器功不可没。
    此外，宋朝造纸业、造船业、印刷业、兵工业、火器制造业等都蓬勃发展(在科技章另述)，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最繁荣的大城市
    一些历史的细节也许可以帮我们更深刻的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
    北宋时，一位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宋朝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如林冲)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宝刀，“百金”是宋朝一户中人之产。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时不过32万贯。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法国学者、国际宋史研究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
    同为法国学者的迪艾那则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麦克尼尔认为宋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
    “中心”，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而美国人干脆赞誉北宋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斯塔夫里阿洛斯(美)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所谓“重农”往往“伤农”)的政策不同，宋朝非常重视商业的发展，讲求“理财求富”之道，以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推动宋朝走向商业繁荣的鼎盛时代。
    如果说近代大国的崛起“重商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么重商主义同样是两宋所以兴旺的重要原因。
    而且宋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长。
    要知道宋代开国时，由于多年战乱，全国人口不过1000多万。
    随着“承平日久，户口岁增”，人口增长速度惊人，史料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太宗时，达到686万户；真宗景德3年(1006)741万户；仁宗景佑元年(1034)，猛增至1029万户。
    到北宋中后期，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达到1亿，为唐朝极盛时期的2倍!
    自然，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则成为商品经济繁荣的“催化剂”。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将土地兼并视为“国之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希图让耕者有其田，不至于因活不下去而造反。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一方面使中国陷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止土地因天灾人祸而集中的趋势。
    于是历史进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失地农民挺而走险揭竿而起，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王朝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造就上百万自耕农一—土地非法集中，国家失去税源，农民活不下去一一再次揭竿而起……在这周期性的大动乱中，中华文明一次次被毁灭、再重建。
    而宋朝的做法却使其成功跳出这一历史的循环：—方面”不抑兼并”，使得土地经合法渠道向”大户”手里集中，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催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发展，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与“圈地运动”“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宋朝的土地兼并要温和的多，规模也要大的多。
    史载，宋理宗时，土地兼并“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
    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场的土地约占耕地面积的20％。这样的规模，已不能简单的以聚敛和剥削来看待了。
    当然，需要说明，宋朝对土地兼并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控制“官田”加以调控(南宋时官田约有2000万亩)，通过颁布皇佑法等对地主的剥削加以限制，给“佃客”以国民待遇(佃客成为国家“编户”，获得平民身份)。
    1022年户口统计表明，“客户”已占全国人口的1／3。
    数量庞大的自由民的流动，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的兴旺。
    正如斯塔夫里阿洛斯所说：”宋朝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
    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
    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
    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
    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东京城内，商业活动活跃异常。
    唐朝时，长安城内居民有“坊市之别”，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仅限下午在东西两市进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别”。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冲击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虚设。
    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
    仁宗时，商业发展到坊市无法满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相当于今天的破墙开店)。
    于是从此以后，东京城里再也不闻街鼓之声，再也无人遏制正常的夜间商业活动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县镇，同业的商户，都组成商行，入行的称行户。
    东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户。
    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
    此外还出现了“牙人”(经纪人)和中介机构，赊卖(信用担保)、便钱务(汇兑机构)、邸店(寄存)、质库(典当)行业都出现并迅速发展。
    史载，东京城内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壮观，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辄千万”。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
    东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阳、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遂州、汉州，闽广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州县城市之外，镇市、草市星罗棋布。
    宋朝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
    较大的镇，商税收入可以超过县城。
    比镇市更小的草市数量更多，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
    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栈等，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可发展成集镇。
    镇市、草市的活跃促进了城乡贸易与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州县为支撑，镇市、草市为补充的完整商业网络。
    宋朝政府通过收取商税和专卖收入从中获得丰厚回报。
    太宗时一年商税收入400万贯，仁宗时已超过2000万贯。
    专卖收入在太宗至道时就达1123万贯。
    二者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主体。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
    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为繁盛。
    临安有户籍记载的人口在南宋末年为39万户，124万人(此数不确，应该在200万左右)，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中国通史》记载，临安居民所用物品，多从外地运来。
    每天食用米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广等地。
    柴炭、竹木、水果来自严、婺、衢、徽等州，海鲜、水产则来自明、越、温、台等州。
    临安所需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均从外地运来。
    人们自豪的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
    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
    大街上买卖昼夜不停，每天早晨五更，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
    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
    临安城外数十里，也是店铺林立，交易繁盛。
    临安城内，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各种作坊，如碾玉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打纸作等。
    此外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顾召唤，如补锅、箍桶、修鞋、修伞、磨镜子等等。
    而且和今天一样，那时每天街上还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的“出粪人”，还有众多的货郎、小贩、送菜工等等，社会的分工已经非常细。
    临安市上有440行(已超越360行的概念)，如布行、鱼行、蟹行、销金行等，商户数量也比北宋时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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