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像前文说的，在隋唐时期，其实文举进士这些并没有太多的特权，只能说明你是个文化人，别的好处也没有太多。
    虽然当时他们特别有才华者，也会收到一些权贵人家的追捧，与其联姻等等，但都少之又少，当时人们的主流观念，还是与门阀世家联姻，这才是上档次有面子的事情。
    一直到宋朝以后，文举进士们的身份地位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的是从五代乱世中转息之间就翻身做主，牛叉到不要不要的。
    别的不说，光是你考中进士后，就不愁没有没娇妻了，有的是权贵人家与你联姻，而且是抢着要，就怕你不答应。
    这不是作者菌胡诌，而是真的，因为在宋代，由于文举生们的身份地位实在太高了，所以为此还诞生了一种独特的娶亲风俗，那就是“榜下捉婿”。
    榜下捉婿，顾名思义，就是在发榜之日，各地的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的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堪称疯狂，比商场吐血打折甩卖还要疯狂，几乎就是明抢，因此坊间便称其为“捉婿”，可谓是文举生们难得的春天啊，着实羡慕了无数人。
    包括不少宋人的笔记对“榜下捉婿”都多有涉及。
    当然，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涵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它说明了宋朝时的经济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于是只能通过这种联姻手段，将有前途有地位的文举进士们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以达到提高自己身份地位的作用。
    毕竟前文都说过了，宋朝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
    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
    所以大家只得卧薪尝胆寒窗苦读，“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人的誓词。
    就连当时的宋真宗赵恒都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这首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便是：“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自然就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拼了命的开始读书科考，就为了能借此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这也影响了众多大宋朝的女士们，俗话说得好，“女怕嫁错郎”嘛，既然做官的吃香，于是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这才出现了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的风俗。
    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要知道在唐代，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
    所以，宋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可以说，宋代士人在经过“十年寒窗”的艰苦努力之后，一旦科举登第，得到的将会是精神、物质两方面的超值回报。
    虽然前一个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后者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这一作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是更加被重视的，宋代自然也不例外。
    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
    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
    因此在科场选婿者，不乏“饥不择食”者，将习俗所重视的阴阳吉凶、家世背景等都抛之脑后，甚至是这位新及第进士是否还是单身都来不及考虑，就将之抢了过去，当做女婿。
    像是曾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体貌亦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其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既不拒绝，也不逃避，而是欣然而往。
    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
    此青年微微一笑后，是不慌不忙的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怎么样？”
    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还有就是有时年龄也是可以不考虑的。
    像当时有一个叫韩南老的人，考中了进士，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他并未拒绝，而是作了一首绝句“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由此足见宋朝榜下捉婿风俗之疯狂，真的是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了啊。
    同时，“榜下捉婿”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因为从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的。
    到唐中后期门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宋代，门第观念已经淡薄。
    因为个人才能和钱财，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与宋代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所以，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大家应该辩证地看，较之前代的门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而且真的是令人羡慕啊，恨不得现在就穿越回去考个进士，体味一下那万众瞩目，被人抢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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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穿越神马的，毕竟只是幻想，是不可实现的，所以大家也只能在心中想想而已，流流口水吧，努力提升自己才是关键啊。
    同时，需要说最后一点，那就是说到古代科举制度，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我国数学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的科举制度也延续颇久，为何不见数学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大放异彩呢？古代科举考数学这些吗？
    的确，只要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国学大师满坑满谷，但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这些都是凤毛麟角，能叫上名来的不过祖冲之等等几个人而已。
    除了几个装神弄鬼的炼丹家，抽冷子干了点与化学有关的活儿，真的几乎没有。
    而至所以如此，会出现如此严重偏科的问题，首先还是要从我国古代数学教育及人才推举制度说起。
    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吧，在最早的夏商年间，由于当时运用的数学还主要停留在数数、记事阶段，同时选拔人才采取“三宅三俊”选任法（主要审核政务、民事、执法）。
    所以这个年代里，无论是数学还是文章，文化水平并不是主要的选取标准。
    而到了以“周易六十四卦”发家的周朝，数学则成为“六艺”之一，正式登上了教育的舞台。
    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更多地是凭借口才获得君王的宠信，但是数学技能也并未被划分为奇技淫巧。
    从西周开始，就有专门从事天文历法的世家，人称“冯相氏”、“保章氏”，一手好算法世代相传，遇到识货的天子就有当官的可能。
    史料可考的有一位北魏时期的殷绍，北魏文成帝年间，任算生博士。
    真正设立科举制度则是到了隋朝年间，虽然此时数学依旧并未被列入专门的科举项目，但是在国子监中也开设了算学。
    而到了唐朝，数学帝们的春天终于来了！
    在唐朝的显庆元年(656年)，唐朝统治者专门下诏国子监开办了数学专科学校——“算学馆”，招收学生三十人，设置算学博士和算学助教主持日常教学工作。
    这样，国子监内就有了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个学馆。
    政府甚至还让当时的算学大神李淳风专门编订了十部算经，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缀术》、《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术》，统称《算经十书》，作为官方教材。
    让数学入科举，数学过关就可以做官，这在当时，可说是开了世界之风气。
    尽管那时数学还不是很发达，但先把架子搭起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沿袭、发展到今天，难保不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进而推动与此相关的科学进步。
    更甚至，说不定几个诺贝尔数学奖、物理奖都到手了。
    但奇怪的是，到了晚唐，明算科考试就基本停止了。
    本有可能大踏步前行的数学科目，在中国戛然而止，此后只靠几个民间数学爱好者支撑。
    而停考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应试的人太少。
    之所以如此，便是数学在科举科目中地位太低了，连武举都不如，基本没什么出路。
    要知道国子博士的官阶是正五品上，算学博士的官阶却是从九品下，是官阶中最低的一级。
    因此期间，算学馆是停了又开，开了又停，没有个连续性，学生们也觉得没意思，老师才是从九品的芝麻官，学生还不得憋到二十品去啊！干脆另谋出路吧！
    所以报考算学和明算科的学子越来越少，这个科目也是立了又废，废了又立，因此到了唐朝晚期就已经基本消亡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唐代明算科是最不受重视的科目，但是作为唯一将算学列入科举常科的朝代，唐朝在中国古代仍旧是对数学最重视的朝代之一。
    到了宋朝的话，就赶更惨了，因为它的科举中根本就没有明算一科。
    但是，大家就不要因此以为，宋朝的数学就是个渣渣，弱的一批，其实不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宋朝对数学人才的重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要超过唐朝的。
    因为比起其他时代，宋朝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或者说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宋朝比较重视工商业，所以经济空前繁荣。
    宋朝位列部堂高官甚至当朝宰执的官员，都不乏商人出身。
    很多重要发明都出现于宋朝，如用于观测天文的自动计时机械仪器水运气象台、能够测出磁偏角和辨明方向的罗盘、活字印刷书、水密船舱、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等等。
    自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理工人才自然为社会所需求，因而有相当多的宋朝官员是理工大家，其中甚至有类似苏颂（与沈括是同期官员）这样做到宰辅的大科学家。
    到了宋徽宗时，应多年内部需求，宋朝后来复设算学，在靖康元年又复加强。
    当时的算学平民和在职官员都可以选入习业，算学占经以试，取士之法和太学上舍类似（大体上为免试推恩，直接授官），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为次。
    风气如此，使得宋朝涌现出大量的数学家，也完成了大量的数学著作，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等，完成了四次以上开方、高次方程解法等数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到了元朝的话，因为元代科举只设进士一科，也没有算学科。
    但是元代因为承接宋代，所以数学还是比较繁荣的，数学人才相对还算受重视。
    而到了明朝，科举只设进士一科，莫说算学，就连诗歌有时都会被当成是不务正业，唯取八股，这可以说是某种程度文明的倒退了。
    至于清代科举制度因为承袭明代，虽然康熙乾隆等诸位皇帝对数学很感兴趣并为贵族子弟开设学馆，但对于当时而言，中国数学已逐步走向没落，这才被西方近代的数学家吊打，真的算是很可惜，也很遗憾。
    总而言之，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科举为主要选拔手法之一的官僚体制中对数学能力要求并不高。
    随着这样的专政制度的延续，数学始终无法在科举中显露头角，所以中国的数学家们也很难通过数学成就来博得官府支持，自然就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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